“逃难”一词今天听起来很陌生，因为1949年解放之后，人们安居乐业，尽享太平，不需要了。可在这之前，“兵荒马乱”“ 鸡犬不宁”是常态。相信像我这般年岁的人，或多或少有此记忆。

因为我家大院靠近大路，特别抢眼，匪兵的最佳目标，屡遭骚挠。最惊险、损失最惨重的莫过于“跑日军”。

那是1943年农历十月，我三岁还差半个来月，似乎有一丁点朦胧印象，绝大部分是后来听大人们讲述的。

这段日子，乡亲们已经知道鬼子来到我们县了，各家各户，尤其是我们这样大院子的住户早就收拾妥当，随时准备出逃。也实实在在地跑了好几次，都因他们去了别村暂时躲过。但，他们一天没走，人们紧绷的弦不敢放松丝毫。

偏偏就在这节骨眼，我母亲生下了三妹。按习俗月婆不能外住他家，也不敢远走，由父亲陪着，准备随机应变。小脚金莲的祖母则早早地去了二舅公家。

一天，有人通报日军真的快到我们村了，叫大家赶紧跑。十万火急中，最近的佃户向大火速来家用一担箩筐挑着我和三妹飞跑。父母郑重交代：若婴儿啼哭，即刻掐死或闷死，以免招惹日军，让众多逃难的人惨遭杀戮，随后躲进院子后面的竹林里。不大功夫，十多个挎着长枪，提着大刀的鬼子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大院，一阵噼里啪啦狂劈乱砍，将父亲开办的千山小学的桌椅板凳砸得稀烂。心惊胆战的父母吓得不敢出大气，顾不得心疼这些，只求别被鬼子发现，保住性命。

日本鬼一通发泄后，沿着大路往大庸（现张家界）方向开走。

这间千山小学， 创办于我出生的一九四零年，倾注了父亲大量的心血、财力、精力。是一所由县府备案、有正规毕业文凭的完全小学，他任校长兼老师。当时的父亲，大学毕业，已在本地多所中心小学任教几年，三十不到，正值人生的黄金时段，血气方刚，踌躇满志，决心干一翻事业。一时间赞赏有加，风光四邻。可今天，眼巴巴地任由这十来个日寇毁于一旦，他欲哭无泣！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能力恢复办学了。

为了铭记这无法忘却的国恨家仇，父亲为三妹取名仁倭，字育来。

1945年日军投降，我有了清晰的记忆：全院子的人都回来了，高兴非常。隔壁伯伯在稻田里捡到一个密封的小铁罐，外文，不知写的什么，让我父亲辩认，原来是美国飞机空投的牛奶罐头，还有几个村民捡到过。不过，没人吃，乡下人吃惯了米汤、和渣，这洋东西味怪，难咽。

之后的三四年，算是风平浪静，我们照常生活、上学。

直至临近解放，又经历了一段常常逃难的动荡日子，乡下人称之为“躲乱军”。

所谓“乱军”或“乱八军队”，很可能就是些土匪或散兵游勇之类，人数不多。他们无恶不作，毫无约束。

这时的乡下，学校停课，商店关门。我们疲于逃难，颠沛流离，隔三岔五的东躲西藏，有时白天，有时晚上。记得有次半夜三更，我睡得正香，不肯起来，被母亲连拽带拉地拖起，穿上衣服跟着大人，急匆匆地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

我们逃难，不管什么时候，听说乱八军队来，邻近的两位佃户向大、邢三都会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来到家里挑起担子，带领一家大小逃往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大山边的二舅公家，韩家坪舅奶奶家，卓家坪珩三叔、向大的女儿向姐姐这些人家里都住过。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回想起1998年秋回老家时看望邢三的遗孀三妈的情景。

那天傍晚，弟媳陪我去。我稍做介绍她便不假思索地说出我就是某某家的二妹。五十来个春秋了，竟如此牢记我们。三妈急忙搬凳、沏茶，一面唠叨着：没想到还能见到你，这么多年了，就是不见你们几姐妹来看看我，埋怨里饱含亲热。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眼前的三妈八十多岁高龄，邢三嗲已经作古，我也从当年的小孩步入老年。这几十年，风风雨雨，因为许多不想说、不便说的原因，我们确实没去过她家，但心里一直没有忘记。

三妈还细说了当年邢三挑着我们走亲戚、逃日军的往事。她说，某某某常跟邢三开玩笑：当年躲日军，你丢下自己的儿女不管，却挑着某某的孩子到处跑。此话不假，我听了感慨万千，这份情谊我们哪还得起！

还要说明的是，我在文里多次提到“向大、邢三”，这是引用大人们之间惯用的称呼，叫起来随意，听起来亲切。但我们小孩子绝对不可以如此没有大小，要在后面加上“嗲”字，以示尊重、尊敬。

在渐行渐远的逃难经历中，还有几次记忆犹新。

一次，我们一队人马往二舅公家的方向逃，爬到半山腰，忽从山顶钻出十几个带枪的军人，我们吓坏了。向导兼挑夫的向、邢二位中不知谁上前说了些什么，那些军人和我们擦着肩下山去了，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另一次，我们刚躲进一户房屋已经有些倾斜的穷人家里，跟着跑来两个带枪的士兵，他们直奔厨房，将锅里、灶上仅有的一些菜汤稀粥风卷残云般喝光之后，迅速跑走。他们一定饿坏了，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呀，可恶又可怜！

再一天夜晚，忽传匪情，母亲安排我们分开出逃，我和姐去舅奶奶家。我们摸黑走过大路上小山坡，经过一片棉花地时，陡然间大路上射出一股强烈光束，不停地向四周扫射，像是寻找什么。姐急忙扯住我衣服躲进棉花地里，两人缩成一团，头挨着地。那 咄咄逼人的光束几次从头顶掠过，我和姐吓个半死，好在不一会就消失了。

 

在这全家逃难队伍中，唯一缺席的只有母亲，她坚持守家不远走，以防本地盗贼乘机打劫，她相信自己完全有办法应对一切。一旦匪兵来临，她便躲往向大、邢三家，换上大妈、三妈的破旧衣服，扮成穷人模样，待风声一过即时回屋。

 

最后一次逃难临近解放了，败退的国民党正规军黄师长、段师长部队，逃往湘西途中宿营我家大院。一下子来这么多荷枪实弹的军人，几乎所有的人，不论穷富，都躲得远远的。只有个别年老、胆大的留家不动，厄运随之降临：不知带领我们逃过多少次的向大、弥二叔家的长工唐聋子被抓去带路，家里人心急如焚，乡亲们焦急万分。一天又一天地等待，一天又一天的失望，他俩的生死系着大家的心胸，以至大院遭遇了什么、损失了什么都被忽略，没人提及。直到有一天，喜从天降，向大回来了，唐聋子也回来了！

原来他俩将部队带到大庸后，由于不熟悉更远的龙山、永顺等地路径放走了。从家到大庸，200华里，又再走回来，筋疲力尽，身无分文，他们一面乞讨，一面给人干些农活来赚点饭钱或吃餐饱饭，就这样花了好几天才赶回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好人一生平安！

躲在二舅公家已经多日的我们，等到确定政局稳定后才回家。这天万里无云，微风习习，阳光灿烂，像极了我们此时无法形容的喜悦心情。留守家中的母亲将各个房间整理如往，似乎比以前更加宽敞、亮堂，完全看不出不久前曾经遭难的痕迹。

从这以后，我们再没“逃难”了，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