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杨无敌”到杨家将

　　通过《杨家将演义》这部章回小说、《穆桂英挂帅》等京剧、豫剧、黄梅戏等戏曲传奇以及民间艺人的鼓词、评书，杨家将的故事在中国百姓中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杨令公撞死李陵碑，杨七郎乱箭身亡，杨四郎流落番邦，杨六郎把守三关口，杨八姐闯幽州；七个儿子或是代君王死节，或是被奸臣害死，或是被俘招为“番帮”驸马，或是看破红尘出家五台山，当然还有继承遗志把守三关口的杨六郎。《四郎探母》、《金沙滩》、《杨门女将》等已成为“国剧”中久传不衰的保留节目。“杨延辉坐宫苑，自哀自叹”，“三通炮响震乾坤，天波府走出我这年迈的人”，稍微年长一点或有点京剧常识的人，都会哼上两句。但是，要指出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是历史上真实曹操，《杨家将演义》中的杨老令公等杨家将也不同于历史上的杨业等人。

　　据山西代县杨忠武祠保存的《杨氏族谱》以及《宋史·杨业传》、《三朝北盟汇编》、《太宗实录》等历史资料，历史上的杨业是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一说是麟州（今陕西神木）人或河东（今山西运城市）人，系汉太尉杨震的少子杨奉之裔孙，杨衮之子。杨衮（《宋史·杨业传》作杨信）字君爱，为北汉的麟州刺史。杨业生于五代时后梁明帝天成三年（公元928），卒于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原名重贵，自小就风流倜傥，以豪侠自任，特别善于打猎，所获猎物要超过别人数倍。他曾经对人说，今后我若为将带兵，也就像今日带鹰犬逮野鸡和狐兔一样驾轻就熟⑴。杨业刚满十八岁时，便在北汉皇帝刘崇手下任职，为保卫指挥使，深得刘崇宠信，赐姓刘，名继业。杨业以骁勇闻名于北汉，所攻无不克，国人称其为“杨无敌”，因战功累迁至建雄军节度使。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正月，太宗亲率军攻北汉，五月，北汉主刘继元降宋，封右卫上将军，刘继业仍据城死守。太宗久闻其名，命刘继元劝降。⑵杨业降宋后又恢复原来姓氏，但保留“刘继业”中的“业”字，单名杨业。杨业降宋后，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史载宋太宗“见业大喜，以为右领军大将军。师还，授郑州刺史”。⑶之后，宋太宗又力排众议，任命杨业为代州太守兼兵马都监。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登基，由其母萧太后辅政，复国号为大契丹。消息传来，宋拥决定乘辽朝政局未稳之机，兴兵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雍熙三年（公元986）正月，北伐军兵分三路。东路主力由曹彬、米信统率，由雄州（今河北雄县）出发，向幽州（今北京市）推进；中路军由田重进为帅，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县北），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高地；西路军由大将潘美为帅，杨业为副，加上两名监军王诜、刘文裕，率军出雁门关，攻取山西雁北地区。宋朝的计划是东路主力缓缓向幽州进发，吸引辽军主力，中路和西路得手后，迅速逼近幽州，与东路主力会合，共同夺占幽州。

　　战争初期，中路和西路捷报频传。前后不到两个月时间，西路军相继收复寰州，朔州、应州，进而攻克塞外重镇云州（今大同市）。中路军也迅速攻克飞狐、灵丘地区，并夺得蔚州。然而，就在西路、中路军顺利执行宋廷作战计划的时候，东路主力军却出了问题。曹彬、米信等并没有执行宋廷缓行的命令，而是迅速进军。先是攻克固安（今属河北），继而又连下幽州以南重镇源州（今河北源县），接着又克新城（今属河北），大破辽军。面对曹彬大军的进攻，辽朝南京（幽州）留守耶律休哥固守不出，只派少数军队袭击宋朝运粮队伍。曹彬在源州停留十多天，由于军粮不济，不能前进，只得退回雄州。此时又传来中路、西路军的捷报，东路将士迫不及待要求进军。曹彬只得再次进攻源州。这时，萧太后和辽圣宗已率大批辽朝援兵进驻添州以东50里处，命耶律休哥以少数兵力阻击宋军。曹彬等边打边进，百把里路用了20多天才走完。虽再下源州，然而兵力疲惫，加上天气炎热，粮草又缺，根本无法抵挡辽军主力，只得再次后撤。辽军趁势追击，宋军大乱，在岐沟关（涞源县西南）被辽军追上，打得大败，死者几万人。东路主力一败，形势急转直下。辽将耶律斜参率10多万人马掉转矛头西向反攻，迅速攻陷蔚州、易州、涿州，并直插晋北，灵丘、应县、马邑相继失守。强大的契丹军团出现在雁北，使西路军刚收复的云州陷入敌后，成为孤城。

　　在此态势下，西路军无法扼守已夺得的云、应、寰、朔等州。宋太宗只好下令放弃四州迅速撤退，但要求西路军掩护四州居民同时内迁。但如何率领民众内迁，主帅之间却产生了分歧。杨业认为今日辽兵新胜，气势正旺，不可正面犯其锋。朝廷只是让我们转移四州百姓南迁。我们可以表面上在大石路摆出迎战的阵势，暗中通知云、朔的守将，将云、朔百姓撤出，从小道直入石碣谷南迁。但这个极为实用的建议却为监军王侁所阻，认为是避敌畏死。杨业不得已，只好领军自大石口赴朔州迎敌。临行前，杨业对主帅谓潘美泣告说：“此行必败，但你们不听我的建议反说我怕死，我只好死在前头了”，并指着陈家谷口（今在山西朔县南）对潘美和王侁说：“请诸君安排好步兵强弩，张开两翼，守住谷口，准备接应。等我转战来到此处，就命步兵夹击救应，否则，这支人马将全军复没”。说完便同他的儿子杨延玉以及73岁的老将王贵等，领兵杀向前方。[1]

　　战事果然如杨业预料的那样：杨业在赶赴朔州的路上果然落入耶律斜轸的埋伏圈，大败而退。而依约埋伏在陈家谷口王侁，在未得到杨业消息的情况下，将辽兵为了诱敌的佯败当成是溃退，为了同杨业争功，遂领兵离开谷口去追击。潘美既节制不了王侁，又在得知杨业兵败时，畏敌逃走。所以当杨业且战且退至谷口时，见无一伏兵，顿足捶胸大哭，返身率士卒与辽兵力战，身上数十处受伤，士卒也伤亡殆尽，其子延玉和爱将王贵俱战死，马也受了重伤不能前行。杨业只好藏匿在树林中，最后被辽将耶律奚底所射中，坠马被擒。杨业被俘后，拒绝劝降，绝食三日而死。⑸

　　这段战事，被一些小说家和民间艺人改变成《金沙滩》、《李陵碑》、《潘杨讼》、《昊天塔》等戏剧和小说，成为杨家将故事中最精彩也最悲壮的一段华章。但有意义的是，在民间故事和小说戏剧中，这段情节是非分明、忠奸昭然，但在学术界，却有着相当的争论，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几种看法：

　　首先、杨业被俘后是否有过乞降行为？一种认为是有可能的。降大任在《关于杨业晚节的一个疑点》一文中认为根据《辽史》等相关史料记载，杨业被俘后求饶乞降是有可能的。另一种则针锋相对，认为杨业乞降之说不能成立。其理由是：杨业乞降之说，仅见于《辽史·耶律斜轸传》以下的一段记载：杨业兵败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决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而其它史书都载杨业被俘后三日不食，壮烈殉国。《辽史》中的这段记载，是否是耶律斜轸的自我夸耀？就在《辽史》的这段记录后面，就有“臣浩”作的考证，为杨业辩诬：“按杨业秉性忠义，被擒三日不食死。安得有称死罪之语哉！”⑹这是其一；其二，杨业人称杨无敌，若杨业愿降，可立致富贵，其部下也不会全部罹难。他不乞降于四面楚歌之时，而在爱子部将皆战殁之后，于情理不合；其三，据杨业时代不远的刘敬、苏辙皆作过咏歌杨业气节的诗篇，辽国也曾为杨业立庙祭祀，作为为臣尽忠的榜样，可见，杨业乞降之说不可信。

　　其次、谁应对杨业兵败和被俘遇害负责？这又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罪魁祸首是潘美，他是主帅，杨业是其副将。杨业趁胜率军深入时，潘美屯兵不进，又不予以粮草接济，致使杨业败退陈家谷口，全军覆没。清人康基田，现代史学家余嘉锡、吕振羽、邓广铭等皆持此观点。至于潘美陷害杨业的原因则主要是嫉贤妒能，曾诬告过杨业。但到了八十年代，有人则对此说开始质疑，阎立鼎《潘美陷害杨业考辨》，顾全芳《替潘美翻案》等文认为宋代监军权力甚大，潘美不敢违背王侁的意旨。另外，当时戍边的主将有数十人，并不能肯定其始诬告杨业者一定是潘美。况宋太宗已将诬告信“封付杨业”，如是潘美诬告，杨业就不可能在陈家谷口已生死相托。再者，潘杨二人共事七年之久，史籍中未见两人矛盾冲突的记载。第二种意见认为责任在监军王侁。剪伯赞《杨家将故事与杨业父子》便怀疑王侁通敌，有意害死杨业父子。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杨业与王侁素无芥蒂，王侁的错误在于刚愎自用，判断失误，又因争功擅离陈家谷口，这与通敌或有意陷害是性质不同的两码子事。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宋太宗造成的，根本原因是其指挥无方。首先，这次北伐时机并不成熟。宋太宗为雪高梁河之耻，在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草率出兵，但三路大军中的曹彬一路，因粮尽退兵此时已为辽兵所败，宋太宗却令杨业引兵护卫云、应四州吏民内迁，无疑是以羊投馁虎。其次，宋太宗命诸将按其所赐阵图行兵布阵，不得稍有更改，致使诸将无法随机应变，处处被动。而且三路大军无统一部署，各自为政，焉能不败？再次，宋太宗急于事功，只命军队进攻，并未调集充足的粮秣，使宋军师老兵疲，供应不上，而为辽兵所乘。

　　随同杨业在陈家谷罹难的还有他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王贵为并州太原人。宋初累迁至散员都指挥使、马步军都军头领、胜州刺史。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出为淄州刺史，受诏从潘美北征沁州，颇立战功。从杨业后被围于陈家谷口，亲射杀数十人，矢尽又张空弩击杀数人，遂遇害，年七十三。子文晟、文昱分别擢为供奉官和殿直。杨延玉的事迹不详，《宋史·杨业传》中只附有其子杨延昭及部将王贵的传记。

　　杨家祖孙三代奋战沙场、为国戍边的英雄事迹自然会成为文学的表现对像，特别是在汉民族遭到外族入侵，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杨家祖孙威震边关的业绩以及为国忘身的忠勇，都会成为人们的楷模和缅怀的对像，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人们的想象和祝愿，越来越富于传奇色彩。在流传的杨家将故事中，实际上有三个系列、三种方式。三种方式中一是话本、小说、评书、鼓词、弹词等文学作品。据罗烨的《醉翁谈录》，早在南宋时代就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等话本流传，今仍有存目。最早的关于杨家将的小说是明中叶正统至嘉靖年间的《杨家府传》，为无名氏所作，今已失传。现存的有万历二十一年世德堂本《北宋志传》和万历三十四年卧松阁刊印的《杨家府演义》。鼓词有《穆桂英大摆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以及清代鼓书《金陵府》等；评书有《小五虎》、《呼杨合兵》、《杨文广平南》等。二是杂剧、传奇、京剧、乃至豫剧、晋剧、等地方戏曲。臧晋叔的《元曲选》中就收有《昊天塔孟良盗骨》、《谢金吾诈拆清风府》等杂剧。至于《四郎探母》、《金沙滩》、《李陵碑》、《杨门女将》等京剧剧目和河北梆子《雁门关》、豫剧《潘杨讼》、《穆桂英挂帅》等地方戏剧目，至今仍活跃在戏剧舞台上，或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三是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如“五郎庙”、“杨七郎打擂”、杨六郎点将台、“穆柯寨”、杨宗保十四岁挂帅等。三个系列中的第一类就是杨业及其诸子事迹。在这个系列中，杨业得到进一步的美化和神话，由兵败被俘改为撞死李陵碑，并以《李陵碑》作为这出戏曲的曲目。出于对杨六郎是排行老六的误解，从宋话本和元杂剧开始，杨业之子也由一个变成了七个，从杨大郎起依次是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德、延昭、延嗣，加上义子延顺（原名王平），合成“七郎八虎”。在《杨家府演义》以及《李陵碑》、《金沙滩》等文学作品中，民间艺术家们为杨业七子皆安排了不同的死节或生存方式：或是代君王死节，或是被奸臣害死，或是被俘招为“番帮”驸马，或是看破红尘出家五台山，当然还有继承遗志把守三关口，也是历史上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六郎杨延昭。其矛盾冲突也由单一的民族冲突变为胡与汉、忠与奸矛盾的交织，杨业的主帅潘美变成了奸佞的代表。在杨业七子基础上，民间艺术家又将杨业兄弟虚构成七个，依次是：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加上义子杨继亮，合称“老八郎”杨业变成了老七。为与老八郎相应，杨业七子又称之为“中八郎”。第二个系列是以杨业之妻畲太君和孙媳穆桂英为首的一批杨门女将。据清《保德州志》记载:杨业的妻子析氏，名赛花，太君是其封号，为宋朝永安军节度使析德扆之女。“析”在大同一带方言中与“畲”同音，于是在戏剧、小说中析太君变成了畲太君。析德扆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其父析从阮，子析御勋三代皆为名将，其部伍被称为“析家军”，《旧五代史》中有“析从阮传”。但就像历史上有苏轼、苏辙但并无苏小妹一样，析家并无畲太君。因为杨家果真有此勇敢善战的巾帼英雄，宋代史籍和笔记中不会毫无记载。清代《保德州志》距宋已有近千年，其中关于杨业之妻析氏的记载恐怕是根据《杨家府演义》等小说和民间故事采录的。〈保德州志〉还记载:杨文广的妻子慕容氏也是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国兵将都怕她。由于“慕”与“穆”字音相近，疑为穆桂英原型。只是将其夫改为虚构出来的第三代杨宗保的妻子。这同样是文学虚构，因为历代史书中，均未发现关于杨宗保、穆桂英的记载。杨门女将除了畲太君和穆桂英这两个主要人物外，又虚构了畲太君的七位媳妇：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屏，三郎之妻朱月梅（或称作花谢玉），四郎之妻林素梅（或称作林月英），五郎之妻马赛花（或称作马翠玉），六郎之妻柴美容、王兰英，七郎之妻杜金娥，八郎之妻周淑荣（或称作班秀英）京剧《四郎探母》中，四郎化名木易，娶萧太后之女铁镜公主，八郎化名王司徒，娶青莲公主。畲太君还有个女儿杨八姐。畲太君的孙媳妇中有杨宗保之妻穆桂英，杨宗勉之妻焦月娘，杨宗英之妻姜北平（或称作姜翠苹、江北萍）。重孙媳妇中有杨文广之妻吴金定、曾凤英、苏三娘，杨文举之妻万红玉、黄翠琼。这批杨门女将也是杨家将文学作品中最富传奇色彩也最具思想光辉的一个部分。她们在夫君、儿子阵亡殆尽之际，挺身而出、披挂上阵，凭着她们的智能和忠勇为国戍边、与敌周旋，表现出比男人更为出色的胆略和才干。今天流传于人口的一些杨家将故事，如《百岁挂帅》、《畲太君攻打通明阵》、《杨门女将》、《穆桂英大破天门镇》、《穆桂英挂帅》、《穆桂英擒六郎》、《穆柯寨》、《十二寡妇征西》、《杨八姐闯幽州》等，都是以她们为咏歌对像。民间艺人甚至还塑造出杨排风这样一个杨门之中下层妇女的形象，这位天波府内的烧火丫头，居然武艺高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而且举止豪放、性格爽朗，集下层民众、男子汉和武林高手的性格和优长于一身，让她去完成朝廷将相们乃至女统帅穆桂英也无法完成的抗辽大业，让她担任先锋官去征西。其思想内涵，已超出民族斗争、一门忠义这个传统的“杨家将”主题范畴，更为深广地反映了民间意识和民本精神。

　　第三个系列是以杨宗保、杨文广为代表的孙裔系列。杨文广历史上实有其人，《宋史》中有传，他是杨业之孙，杨六郎之子。但在文学作品中，他却变成了六郎之孙，是虚构出来的杨宗保和穆桂英的儿子。此外，还有杨延辉之子杨宗孝、杨宗峰（忠），杨延昭之子杨宗勉（京剧中作杨宗冕或杨宗显）；杨延嗣之子杨宗英；杨延顺之子杨宗林、杨宗飖，加上杨宗保和杨延昭的义子任宝童（任堂惠之子），合称“少八郎”。第四代则有杨文广、杨文举、杨金花兄妹三人（均为穆桂英所生），明代小说《杨家府》中，杨文广还有一个姐姐杨宣娘。京剧《太君辞朝》中穆桂英还有个异常丑陋的儿子叫丑鬼杨藩。在孙裔系列中，以杨宗保、杨文广的故事最多，《穆柯寨》、《杨家府》、《杨宗保十四岁挂帅》、《杨文广平南》、《小五虎》等都是以他们为主人公。比起前两个系列，此系列更多了一些破阵斗法和个人侠义行为的描写，抗击外辱、为国死节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情结则大大减弱和冲淡，与《封神演义》、《三侠五义》等神魔小说、剑侠小说渐渐合流。

二、杨业与雁门关

　　杨业的主要功勋是镇守代州，把守雁门关。据《宋史》所载，宋太宗对杨业十分倚重和信任。“帝以业老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监。当时守边的主将中有嫉妒杨业者，密奏太宗诽谤杨业，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杨业”。杨业也不辜负太宗的信任，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三月，辽发兵三万攻打雁门关。时任代州刺史的杨业，手下仅有数百骑兵。于是，他决定出奇制胜，引兵从雁门关西经崎岖山路绕到雁门关北辽兵背后偷袭，辽兵猝不及防，以为天兵下降，大败而逃，辽驸马侍中茶咄里被杀，杨业趁胜追击直至辽境，“俘老幼万余口，获牛马五万计”，杨业也以战功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兼郑、代二州太守。杨业在代州镇守七年，立下赫赫战功，辽兵慑其威名，以至一见杨业的旌旗便望风而逃⑷。

　　代州即今日山西的代县。代县是春秋时代国的封地，赵襄子灭代，代地归晋。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广武县（县治在今代县古城村西），属太原郡。北魏熙平至武泰年间广武县城及雁门郡治移至广武城东十五里的“上馆城”，即今代县城。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以此城为代州治所，历唐宋元明清沿袭不变。至民国废州改县，一直至今。代县城北倚勾注山，南绕滹沱河，上控三关，下锁晋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赵宋以来，辽金元等北方少数族连续南侵，代县一直是前哨阵地，征战不绝。明洪武六年（公元1378），为防蒙古也先部南下，曾对代县进行大规模整修：在旧城的基础上翻为砖石结构，墙高三丈五尺，周长八里一百八十五步，东西稍长，南北略短，呈长方形。因东北方为秃角，形如“丑”字，丑属牛，故称缺角卧牛城。四门上方各嵌一匾，分别为：“屏藩畿甸”、“车辅晋阳”、“滹沱带绕”和“广武云屯”。四门之外，各筑瓮城；瓮城之外，又筑逻城；逻城之外，又挖护城河。河深二丈，宽二丈，真可谓固若金汤。前人王轩有诗云：“重城百尺控三道，画角声寒咽晚天。半壁晴开马邑戍，万家秋拥雁门烟”，道出了代县城的形胜之景。

　　雁门关。位于代县白草口乡雁门关村的南面，距代县城约二十公里。雁门关的得名自然与雁有关，《山海经》云：“雁门之水，出于雁门之山。雁出其间”。相传每当雁飞出塞，口衔芦叶，翱翔半响，叶落方可过关。雁门关在秦汉时代并未建关，只是以战略要塞著称，《汉书·文帝纪》中就有任命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勾注的记载。雁门关建关，始于唐代，叫西径关。因勾注山上有两条道，一曰东径，一曰西径。宋以后东径又比西径重要，所以雁门关实际上是东径关。现在的雁门关是明代重建的，位于旧关遗址东北约十里处。也不知是地处偏僻缺乏商品意识，还是地方贫穷拿不出经费，我去考察时发现这座著名关隘显得异常破败：城砖缺损，荒草深深，城门洞的地砖仅剩门边数块，大多被附近村民取回铺路去了。城上的关楼更是油漆剥落，廊柱倾斜，一些山雀在顶棚和烟霞筑巢，弄得墙壁、地面皆是鸟粪。沿途道路也崎岖不平，没有客运车辆前往。陪同我前往的代县文化局的先生还算有先见之明，弄了辆吉普车，才勉强到达关前。雁门关城周二里，墙高三丈，现存天险门、地利门和小北门三座城门。“天险门”为雁门关的南门。门洞上方的匾额篆书“天险”二字，城门上建关楼，五间开面四间进深，以供守城将士瞭望休息之用，正中为杨令公祠，供有杨业和七子的塑像。城门内右边有镇边寺，原为武安君庙，为纪念赵国名将李牧而建，后来僧人善全改为佛寺。寺的右下方有窑洞多孔，原有九窑十八洞之称。此为藏兵洞，战斗时为后备兵源存身休息之所。“地利门”为雁门关的北门，门洞上方的匾额篆书“地利”二字，城墙上亦有关楼，规模与天险门关楼相同。中间为六郎庙，塑有杨六郎、孟良、焦赞三尊塑像。地利门外有座瓮城，俗称小北门，城门正中大书“雁门关”三字，两边嵌一幅对联：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城门之外有座关帝庙，正殿供关公塑像，两边侧殿分别供关平和周仓。站在雁门关上纵目四望，只见群峦起伏，关河苍茫，雁门关的左右边墙雉堞、峰墩壕堑，屹然耸立于危峦之巅，犹如苍莽的巨臂，将雁门的东西十八隘连成一座不可逾越的屏障，使人感到古人所云“天下九塞，雁门为首”绝非妄语。回想当年宋辽交兵，狼烟四起，那位跃马横刀、为国捐躯的“杨无敌”似乎又浮现在眼前。自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杨业由郑州迁代州刺史兼兵马都监，即在雁门关一线镇守，太平兴国五年三月与南侵辽兵的雁门之战，雍熙三年为配合宋军主力曹彬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歧沟关之战，直至在朔州陈家谷口受伤被俘，可以说杨业一生的生死荣辱都与雁门关有关。

三、杨六郎与三关口

　　杨家将故事中还有个“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甚至连“小放牛”也会唱。据《宋史·杨延昭传》，杨延昭原名延朗，杨业长子，世称杨六郎。长子为什么称六郎，一直让人不解。郝树侯在他的《杨业传》中对此作出解释:“古代往往以天上的星宿比拟世间的正面人物。契丹称宋为南朝、南国，因而他们赞扬杨延昭为南斗。南斗六星在宋初已成习惯语，这样，久而久之，就直呼为六郎了。”常征的《杨家将史事考》在此基础上又作进一步补充：南斗六星主兵机，为大将之象。契丹人畏之，称之为南斗六星杨延朗。时间既久，辗转相传，杨延朗的“朗”字渐渐演化为“郎”，南斗六星也渐渐简化为六星，杨延朗和杨六星，便复合而成为杨六郎。据《宋史》本传，其人儿时沉默寡言，喜作军中戏，杨业以为类己，“每征行必以从”。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补供奉官，作为先锋官随其父与契丹战于朔州城下，“流矢贯臂，斗益急”。因军功以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后迁崇仪使知定远军，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6）冬，契丹大举南侵，延昭时在遂城。遂城城小，契丹攻之甚急，人心惶恐。延昭召集全城丁壮全部登城，并用水浇城墙冻成坚冰，让辽兵无法攀登。辽兵长围数日后，被迫退去，延昭以功拜莫州刺史，同年经宰相寇准荐举，任保州（今河北保定市）知州兼沿边都巡检使，接着又升任高阳关路副都部署（或称都总管），管辖河北十五军、州、关，成为高阳关路的最高军事长官。高阳关是当时北方的边防重镇，也其东北面的瓦桥关、益津关并称三关，民间传唱的“杨六郎把守三关口”即源于此。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延昭一直镇守在边关，真宗时，朝内发生了重大变动，主战的宰相寇准被真宗罢免，由投降派王钦若充任。他为了执行丧权辱国的嬗渊之盟，给延昭下达一个又一个不准越界的命令:只准杨延昭驻守保州，担任巡察防盗等任务8。并派监军监督执行。延昭壮志难酬，英雄无用武之地，忧愤成疾，于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含恨而终，卒于高阳关副都部署任上，享年五十七岁。“及卒，帝磋悼之，遣中使护棣以归”，由于他在抗辽斗争中的功劳，因而深得百姓的崇敬。当他的灵枢运送南下的时候，“河朔之人多望棺而泣”9。然延昭归葬何处，史书未明。据《任丘县志》载：郭州有六郎坟，但又说，郭州可能是衣冠冢，埋葬地在山西太原。

　　杨延昭继承了其父杨业的遗风，很善于带兵。他关心部下，上级每有奖赏，他总是分给部下，打仗总是冲在前面，从不考虑家产家业。为人也很俭朴，穿著像士兵一样。但对部下要求却很严格，故他的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史载其为人是“智勇善战，所得奉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

　　至于三关的确切位置，我在雁门关一带考察时，当地贤达告诉我“三关”就是雁北的偏头关、宁武关和雁门关。这可能是当地方志出于对本地偏爱编造的，因为偏头关、宁武关明代才置关，宋人杨六郎不可能在此把守。据《宋史·杨延昭传》，杨六郎一直在今日的河北一带任职抗辽，最后病死在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境内）任上，并不在今日山西的雁北地区服役。根据《宋史》以及一些方志资料，杨六郎把守的三关乃雄州的瓦桥关（今廊坊市雄县境内），霸州的益津关（今廊坊市霸州镇。另一说是淤口关，即今霸州信安镇），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旧城东），均在今日河北省东北部一带。这三座关隘由西南向东北连成一座抗辽屏障，合称“三关”。其实，杨六郎把守的不独三关而已，从泰州（今河北满城县）狼牙山到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军粮城泥沽村），曲折逶迤达两千多里，都是杨六郎的防地。公元936年，后唐的“儿皇帝”石敬瑭为答谢他的“父皇””契丹王李克用助其登上皇位，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当时属涿州的永清，属莫州的霸州，均在十六州之列。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益津、淤口一带，遂在雄州置瓦桥关，在霸州置益津关，后来又在霸州信安军置淤口关，这就是“三关口”的来源，但永清仍在辽国境内。北宋初年，宋朝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而辽朝亦不肯放弃这片丰美土地，于是涿州的永清，霸州的三关口一带便成了双方反复争夺的焦点。这一带许多地名、庄名都与杨家将抗辽有关，仅永清县就有36个村名和地名与宋、辽战争有关，例如“东镇”、“西镇”原是延昭抗辽时在此布下东阵、西阵；“千人目”林传为宋军“千人墓”地；“韩台”乃是辽国统帅韩昌所筑的点将台。“老君堂”为畲太君的驻扎地。距益律关和淤口关附近的静海县也有许多这样的地名和庄名：县城西南三十里许有一村庄叫“辕门口”，相传即为当年杨延昭的帅府辕门。村东有一高丈余、阔几十丈的土台，传为穆桂英的点将台；村北二里许，为杨六郎部探马居住地，故名“探马庄”（后衍变为谭庄子）。“辕门口”西十余里处，有“望儿庄”（后衍变为王二庄），相传为畲太君观战的地方。“王二庄”北十余里处，有“焦庄子”，传为当年焦赞的营地。民国年间编纂的《静海县志》上亦有记载：“钓台西北二里许，有古城，城垣久废，此地或隐或现，宛然可寻，相传为宋杨璟（即杨延昭）屯兵之处。”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在永清县是广为流传的，单就地名来说，相当多村子的村名都能与这段历史挂上钩。如曹家务乡的“金沙滩”相传为辽王所摆双龙宴的地方，曾埋葬过杨家数字儿郎的忠骨；后奕镇有杨六郎点兵的“六郎台”；“大辛阁”传为穆桂英大破天门阵、迷魂阵的遗址；“老君堂”是畲老太君为儿孙们押运粮草的营房；“寇家垡”是宰相寇准随军驻扎之地；今堼上村尚存孟良墓。

　　瓦桥关故址位于今河北省雄县城西南，地当冀中大湖白洋淀之北，拒马河之南，据古代九河下游，河湖相连，水路交通便利。由瓦桥关向西，可至河北重镇保定，东可循拒马河下游的大清河入海，北连冀北军事重镇幽州，南通冀中诸重镇，地位重要。由于“三关”一带地势低洼，到处是河湖盐碱地面，居民稀少，易为敌人所乘，在此设险，利于防守。唐代末年，东北部的契丹已日渐强大起来。契丹屡屡南犯，所以“三关”一带时有战争。北宋初年，集结重兵驻扎“三关”，以防契丹辽军南侵。可是“三关”四周尽属平原，无大山大河可作为据守的凭借。为了增强边防的御敌能力，宋真宗时驻防瓦桥关的六宅使何承矩，“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壅塞九河中徐、鲍、沙、唐等河流，形成众多水泊，河泊相连，赫然构成一条南北防线。以后水域逐渐增广，终于成为一道沿流曲折800里，宽处达6O里的水上长城。这道水上长城为瓦桥关等三关助威不少，对阻遏辽的南侵起到了重要作用。直至今日仍是冀中平原的水陆交通要地。据当地70多岁的李如会老人回忆，在他儿时瓦桥关上有座木质结构的桥，现在已建成了钢筋水泥大桥，原先的木架子还依稀可见。他上中学时，城墙还有六七米高、四五米宽。现雄县房管交易所后面的一段坍圮土墙，就是昔日雄州的古城墙，已被野草和杂树湮没，丝毫不见雄关的影子。据2004年8月11日《北京日报》载：霸州一带发现地下“古战道”，分布在永清周围几个县地下，主要有两个遗址：一是大台遗址，另一处是祁岗村遗址。古战道高约0.7至1.9米、宽0.42至2.15米。洞壁有灯座，内壁用同一规格的青砖垒砌，大青砖长30cm，宽16cm厚8cm，为宋砖。有专家认为这条边关古战道始于雄州的铃铛阁八角琉璃井，向东北经大台、祁岗延伸至霸州、文安、永清，绵延几十公里，覆盖面积300平方公里，结构复杂，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其规模之大，延伸之长，类型之多，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罕见。关于雄州古战道，据《霸州志》记载：“引马洞（雄州古战道）杨延昭所治，始于州城中通雄州。”另《雄县新志》记载：“雄城中圆通阁山门前一井，故老相传霸州城内亦有井与此地穴相通，宋初两城守将计军事于穴中往返外人不知也。”不过当我前去考察时，古战道口也被人为封死，断裂的“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躺在草地上。据当地看管古战道的老人讲，为了工程开发，用石灰水泥灌死了地道口，不能进入了。我们又打听位于祁岗的古战道遗址，得到的回答是，入口也被坍塌的小屋掩盖住了，已无法进入。

　　高阳关在今日高阳县的旧城的。旧城是座土城，由于数次被洪水冲没过不适合居住，明代洪武年间在旧城之东又建一座新城，即今日的高阳县城。旧城虽然矮小破烂，但几乎所有的历史文物都在旧城：有古高阳氏颛顼的古墓，北宋将领曾布（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之弟）在此修筑过鼎鼎有名的高阳台。曾布、杨延昭都曾在这座高台上点兵派将与辽国军队作战。城西的“高节书院”有“鲁先生墓”即战国时代义不帝秦的齐国高士鲁仲连之墓，墓旁修有鲁先生祠。穿越高阳的三条河流：潴龙河、土尾河和马家河（今称）沿孝义河向东，就是白洋淀重镇同口向西即是抗日战争中五壮士跳崖的狼牙山，也就是是北宋抗辽屏障“三关口”的西南起点。

四、忠武祠与鹿蹄涧

　　杨业战死后，潘美、王侁畏罪，极力掩盖此事，所以朝廷只给杨业很微薄的抚恤。后杨业夫人提出控诉，真相大白，太宗下诏褒奖杨业功勋，追赠其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谥“忠武”，并将潘美降三级，监军王侁、刘文裕除名斥逐。杨业死后不久，边地百姓就在河北密云的古北口为其建祠，称“杨无敌庙”，祀奉香火。甚至其对手辽国也为杨业立庙祭祀，作为为臣尽忠的榜样。据相关史料，北宋前期，在代、云、蓟、燕等边州，为杨业及其子杨六郎建的祠堂或庙宇就有五十多处。苏轼之弟苏辙在任渑池县主簿时曾凭吊过当地的“杨无敌祠”，并写下一首七律《过杨无敌庙》：“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常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诗中讴歌了杨业的忠勇和威名，叹息其遭陷害而为国捐躯，也对冤屈终得昭雪表示欣慰。“杨忠武祠”坐落在山西代县城东二十公里的鹿蹄涧村，是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奉旨修建的，又称杨令公祠，俗称杨家祠堂。鹿蹄涧村是杨业后代居住之地，其得名与一个传说有关：元至元年间，杨业十三代孙扬友为代州刺史，一天出猎，在马峪河边见一梅花鹿，杨友张弓射去，正中鹿蹄。鹿负箭逃入联庄（即今鹿蹄涧村）蓦然不见。杨友在鹿消逝处见一怪石，石上印有一只梅花鹿，左蹄带箭，旁有蹄迹。杨友觉得鹿入联庄，此处定是祥瑞之地，因为“鹿”与“禄”同音，遂迁居于此，并改此庄为“鹿蹄箭”以资纪念。后因此庄夹于两涧之间，又改为“鹿蹄涧”。杨忠武祠建于现存的祠堂座北向南，祠堂对面有三间楼台作为祭台，名“颂德楼”。祠门三间，单檐硬山，每间檐下有一横匾，分别是“奕世良将”、“一堂忠义”和“三晋良将”。祠堂门楣的竖匾上是“忠武祠”三个旒馏金大字。祠门内侧抄录宋廷给杨家将的诰敕十篇，其中有《赠杨业太尉中书令》、《加封杨延朗开国公誓卷》等。

　　祠堂分前后院。前院东西北各建堂屋三间，奉祀杨业后裔。中殿位居祠堂正中，是前后院之间的过殿，面宽三间，进深四椽。殿门上悬匾额，上书四个镏金大字：“气壮山河”。殿中高悬大清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制的“杨氏封秩”额匾五块。殿中还有一付仿制的金銮驾，传说是宋太宗赐给代他殉难的大郎杨延平的。后院正殿五间，上悬“敕建”竖匾和“千秋忠义”、“威震华夷”和“忠勋世美”三块横匾。殿内正中的神龛内是杨业和畲太君塑像，两侧为传说中八子塑像。正殿廊下有一碑，刻于元天历二年（公元1329）。碑中记载的八子依次是“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忠武祠的大殿、过殿分悬两副楹联，大殿为“丰功伟绩着边疆，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留古塞，声威万代佩专城”；后殿是“天赐龙光，勤鼎铭钟，统阅四朝承雨露；祠开鹿蹄，丹楹刻楠，远从九塞护山川”。后院正中，供着传说中的鹿蹄石，高约两米，石色青翠，上有鹿蹄印，旁有一印，镌有“泰定元年（公元1327）”四字。后院的东西厢房分别陈列“六郎剑”、“五郎铁棍”、“穆桂英甲胄”和“天波府”模型，四壁则绘有杨家将故事。东厢房北侧廊下，有四块关于杨府的碑刻，其中两块为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刊刻的《弘农宗祖图》和天历二年（公元1329）刊刻的《题世将杨族祠堂碑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杨忠武祠内还保存一件珍贵的文物——宋代的《杨族族史卷轴》，这是杨家世代相传的珍宝。卷轴长8.1米，宽0.93米，素绢底衬，卷轴中裱有黄绫御旨一道，为南宋孝宗干道四年（公元1165）加封杨业八世孙杨存中为昭庆军节度使的敕文。杨家历代武臣名将传记四幅，画像五幅，赞词五幅。其中就有杨存中的画像、传记和赞词，其赞词写道：“威镇华夷，功揭天地。一代英雄，千载庙祀。有像斯存，凛然灵气”。可见杨家将的功绩不仅在北宋前期，也不仅是抗辽，延及南宋、抗金，杨家将仍在发挥重大作用，杨氏一门忠义，英名贯穿两宋。另有幅画像已残缺不全，却异常珍贵。其幅传记部分已没，仅剩画像和赞词，其赞词云：“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九原不作，重重搢绅”，落款为“尚书范仲淹”。我以为这是杨宗广的赞词。杨宗广是杨业唯一的裔孙，也是宋史上唯一有传的孙辈，他曾在范仲淹部下服役，这与赞词中所说的“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以及范仲淹为之作赞都相吻合。至于赞词中所说的“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则是在夸赞他的为人和功勋。杨文广，又名杨再思，历史上的杨文广并非杨延昭之孙而是其子，也非少年成名，更不是从小就眼着父亲南征北讨。杨延昭逝世时，他还很小。据史载，他参加的第一次军事活动是在1043年镇压陕西的张海叛乱。此时他父亲去世已近30年了，而且杨文广这时也并不出名。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以参知政事身份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第二年又知锦州（今陕西彬县）兼陕西河东路缘边安抚使。，杨文广在这期间投奔范部为伍将，由于此时宋夏之间已经议和，文广并没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仁宗皇佑五年（公元1052）广源州（今越南和广西毗连地区）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第二年，宋以狄青为宣抚使统兵3万余人，征讨侬智高。杨文广也参加了这次征讨。讨侬战争获得了胜利，狄青率军攻克笆州（今广西南宁），俘获了侬智高的母亲及弟弟，侬智高本人逃入大理国，不知所终，很可能老死异邦。狄青也因此名扬宋廷，杨文广也因在战役中出色地完成了筑城任务而受到朝廷的嘉奖。不久就被调任知泾州镇戎军（治所在今宁夏固原），继续防御西夏。不久即因战功转任河北定州路副都总管。定州一带是抗辽前线，虽然此前宋辽双方已经议和，大的战争基本停止但仍冲突不断。双方此时为争夺河东地界而争论不休。宋廷虽据理力争、拒绝割地，但在具体勘界时，辽还是强占了一些地方。此时杨文广正在定州路任上，他看到辽朝得寸进尺，欲壑难填，自然十分气愤。他凭着对前方形势的了解，认真画了作战阵图，定出了收复燕云、反攻辽朝的军事计划，，报朝廷。然而此时宋廷正在王安石主持下准备实行变法，无心进行大规模的伐辽战争，杨文广收复燕云的计划也就如石沈大海无消息了。这也就是画赞上所说的“九原不作，重重搢绅”，就在他上书朝廷不久，大约在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前后，杨文广病逝于定州路任上，享年60余岁，朝廷追赠他为同州观察使。

　　雁门关一带关于杨家将的遗址，除了鹿蹄涧外还有五郎庙、六郎城和七郎坟。五郎庙在五台山的台怀镇东侧的集福寺内。集福寺在宋代叫太平兴国寺，始建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是当时五台山十大寺院之一。据清光绪年间的《山西通志》记载：此寺“太平兴国七年八月落成赐额，以僧睿见主之，即杨五郎之师也，中有五郎祠”。正殿仍是释迦牟尼三世佛，左边的偏殿供杨五郎塑像，“闻即杨五郎之肉身。像旁有五郎所用铁棍，重八十一斤”（干隆《钦定清凉山志》卷11），两旁有杨家将故事的连环图画。寺庙所在的山沟叫五郎沟，庙外有高台叫“五郎台”。传说中杨业父子被困金沙滩后，杨五郎目睹父亲撞死在李陵碑，兄弟或是死于乱箭之下，或是被奸佞暗害，或是被俘于番帮，于是看破红尘，到五台山出家为僧。

　　六郎城有两处，皆在雁北代县境内，相传是杨六郎镇守代州及雁门关的屯兵之所。一处在白草口乡北口西坡上。城址东西长193米，南北宽297米，城高6米，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人在遗址内发现过宋代铜钱。另一处在胡峪乡盆窑村东。规模与白草口乡的六郎城基本相同。此处发现较晚，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为世人所知。

　　七郎坟在代县城东约二十公里的东留属村的东南一公里处，为一座黑石砌成的墓丘，墓前有一碑亭，碑上镌有“宋赠武勇将军延兴杨公神墓”一行大字。杨延兴又叫杨延嗣，即传说中的杨七郎。据当地传说，杨业在两狼山被围后，派杨延嗣去主帅潘美处搬取救兵。哪知潘美此时已投靠番邦，一心要置杨业父子于死地。但又怕延嗣武艺高强擒拿不下，于是在酒中下了麻药，趁延嗣昏迷之中将其捆住，然后乱箭射死。潘美害死延嗣后，为了毁尸灭迹，将延嗣人头割下扔进滹沱河中。哪知河水顿时倒流，将延嗣人头一直送到代州附近的东流属村的河滩上。当地百姓便在此筑了一座七郎坟。“潘杨讼”后，杨家一门得以旌表，代州地方官又在七郎坟前建一碑亭，刻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