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岗军很快攻下了黎阳仓，连同这之前攻占的洛口仓、回洛仓，一共掌握了隋朝的三大粮仓。不仅解决了自身军粮供应，且使隋军陷入缺粮的困境;同时开仓济贫，迅速壮大了农民军队伍。不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隋禁军首领宇文化及发动兵变，绞杀了炀帝杨广。关中李渊、李世民父子闻讯，拥兵自立，改国号为唐，建元武德元年(618年);隋东都洛阳守将王世充也惦念帝位，穷凶极恶出兵镇压瓦岗军，欲先廓清河南，再图全国。瓦岗农民军迎战王世充，击溃了他的七万官兵，迫使王世充休战。宇文化及率十万人马又来轮战瓦岗军，农民军浴血奋战.获得了胜利。但是伤亡很大。狡猾的王世充见农民军兵力疲惫,重新向瓦岗军反扑。

　　魏征这时“以十策干密”，向李密进献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用。由于瓦岗军没有采纳魏征的意见，战略上出现错误，两军交锋以后，瓦岗军一败涂地。在濒于瓦解之中，李密收拾残军两万，于这年十月西进关中，投降了唐朝。魏征也随李密来到了唐的京城长安。魏征参加瓦岗军虽然只一年时间，斗争的实践使他对农民的疾苦和要求、社会的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对他今后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魏征到达长安以后，由于位卑人微，不为人所知。但他明白形势，主动请求出使山东，说服瓦岗军在山东尚存的旧部归唐。李渊急于扩大政治势力，进而统一全国，对魏征的意见十分重视，当即任命他为秘书丞。

         唐在取得统一战争胜利之后，统治集团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白热化。以秦王李世民为首的一派力量和以李建成为首的东宫力量不断发生冲突，水火不相容。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格杀太子李建成，掌握了朝中大权。李世民素闻魏征才干，不计前嫌，任魏征为秦王府詹事主簿。同年八月，李世民即帝位，是为唐太宗，授魏征为谏议大夫。

           当时，由于“玄武门政变”，李建成的旧党逃往河北，联络河北豪杰，“曹伏思乱”，影响社会形势安定。魏征即时提醒李世民不能随便镇压，应当注意安抚、团结，“不示至公，祸不可解”。李世民高兴地接受了魏征的意见，把这个任务交给魏征，并“授以便宜从事“的权利，遇到问题可以自行灵活处踪。魏征到达河北，赦免了在押的“党犯”，宣传了李世民的赦免语书，安定了人心，稳住了河北政治经济局势，因而促进了国家的安定。    

          魏征返回长安，李世民十分满意，更加器重魏征。唐王朝经历隋末十几年动乱，经济严重破坏。当时李世民对能否迅速治理国家缺乏信心。魏征分析形势说，“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鼓励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减轻赋税，减轻傜役，减省刑罚，推行“偃武修文”的大政方针。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和经济。魏征精通历史，熟悉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特别是他自身经历了隋朝兴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亲自参加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实践，因而对社会形势有较深的认识，所以能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政治主张。李世民毫不怀疑地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决心“偃武修文”，以诚信治天下。拜魏征为尚书右丞，仍兼谏议大夫，参与尚书省政务，并监察朝政得失。自此以后，魏征一直被李世民留在身边，为李世民参谋国事，成为李世民的重要助手。魏征遇事进谏，“有志胆，每犯颜进谏，虽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其他大臣都敛气缄口的时候，他仍然从容陈辞。前后向李世民进谏二百多次，从内政、边事、用人、赏罚、刑法、礼仪等各个方面陈述得失。所提的意见，贯穿一条“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导精神。对李世民贞观年间的政治裨益很大。

         武德九年(626年)十二月，李世民即位才四个月，欲征兵。由于国家初定，人口不足，征兵较难。但李世民接受宰相封德彝的意见，扩大兵源，下令征点中男(十六岁至十八岁)中体高身壮者。魏征坚决反对，认为十八岁成丁，而中男不到兵役年龄。屡谏以为不可,甚至抗旨拒绝签署命令,一连顶回三四次。李世民赫然震怒，召魏征廷询。魏征向李世民指出:竭泽而渔，不是得不到鱼，明年就无鱼了;焚林猎兽，不是得不到兽，明年就无兽可猎了。何况用兵在于得法，不在于数量众多。您不是说过以诚信治天下，可以使官吏和百姓都不欺诈吗?今即位不久，就已经好几次失信于民了。李世民追问，“何为失信于民?”魏征对曰“您刚即位时下诏，凡是拖欠国家的财赋，收到诏令就免除。但是有关部门仍在催交;您的诏书中还说，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免除傜役)一年。话刚说出，又出敕命令:已经服役，已经交纳过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又要点兵，岂所谓以诚信治天下乎?”魏征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说服李世民改变了决定，“停选中男”，使百姓中中男免除了一次兵役负担。

贞观元年(627年)九月，有人报告，岭南少数族酋长冯盎谋反，李世民下令发岭表数十州兵讨伐。魏征认为国家初定，不宜用兵，且冯盎谋反的证据不足，主张派遣使者调停。李世民依照魏征意见行事获得成功，高兴地赞扬魏征说:“魏征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国家因此节省了军费，岭南也免除了一次战争。

          一天，李世民问魏征:“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希望李世民能够广听意见，虚心纳谏，因而回答 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列举了很多史实说明这个观点，李世 民连连称“善!”之后不但虚心纳谏，而且引导别人进谏，大大改良了政治。

           贞观三年(629年)，魏征迁任秘书监(秘书省长官，主管图书著作)，参与朝政。这一年，高昌(西域国名，今吐鲁番一带)王和西域诸小国使者一道来京城朝见李世民。李世民派遣使者远迎。魏征反对说:以前高昌王来朝，沿途经过的地方都办不了供应，现在又加上这许多国家来使，沿途州县及边境地区一定因为供应不足而受骚扰。如果让他们作为商贾往来，边境人民可以得到利益;如果把他们当作宾客接待，中国的财力消耗得太厉害了。李世民听了魏征的话，认为很有道理，改变主意，下诏停止流迎。

            由于魏征在朝中不断监察得失，“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初步得到贯彻，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之后，又连年丰收，社会呈现了“升平”的景象。贞观六年(632年)，许多大臣上书，请求李世民举行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祭祀地点在泰山顶上。李世民自认为开国有功劳，事业有成就，接受了大臣的意见，同意赴泰山封禅。魏征力排众议，认为不可。

           李世民质问魏征:为什么不同意封禅? 难道“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国未安邪?四夷未服邪?年谷未丰邪?符瑞未至邪?”魏征从容地回答道:“您的功业虽高，但是百姓受到恩惠还不够多;道德虽厚，但是恩泽还没有及于所有的人;天下虽已太平，但是百废待举。财力还不十分充裕;粮食虽然丰收，库存还空虚，怎么能向天地报告功业呢? 譬如一个人患病十年，虽经医治，已经好了，但是体力还未恢复，如果马上就挑一担米，一天走一百里路，显然不行。隋朝的荒乱不只十年，您就象良医一样，治了一个人的病，但国家的元气还没有恢复，就认为功成业就，这是不妥当的。再说，‘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封禅当中，四邻各国酋长皆来庆贺随从,“今自伊、洛（河南中原地带)以东至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要想掩饰虚弱，必然竭尽财力。这样，即使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这种崇虚名而实受害的事情，怎么能做呢？”经过魏征耐心说明道理，李世民停止了封禅，使国家减省一次极大的财经消耗。

贞观七年(633年)魏征迁任侍中(门下省长官，负责审核典章诏令)。当时尚书省积压许多案件，李世民命魏征暂代处理。魏征披阅案件，“但存大体，处事以情，人人悦服。”有一天，李世民问魏征:“近来政治怎样?”魏征感觉李世民思想上有些懈怠，政务上有些荒废，就毫不客气地指出了李世民的这一变化，并举例说:“贞观初年，您能主动地引导人进谏;三年后，遇到有人进谏，还能愉快地接受;近一二年来，虽然也接受一些意见，但是很勉强。”李世民听了不服气。魏征举出事实说:“您刚即位时，判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进谏，认为按照法律不当判死罪。您赏给他价值百万的花园。有人说赏得太重，您说，自即位以来，还没有人进速过，所以应该赏得厚一些，以示奖励。这表明您能主动地引导人进谏。之后，柳雄假冒资阴，经检举揭发，将判死罪,戴胃提出法不当死，只可判徒刑。他一再申述自己的意见，您才赦免了柳雄的死罪，并勉励戴胄说:“只要都象你这样坚持执法，就不愁滥用刑罚了。’这表明您能愉快地接受意见。近来，皇甫德参上书，提意见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收租过重是横征暴敛，妇女流行高髻是受宫中的影响。您很不高兴，欲治皇甫德参谤讪之罪。当时我阻止您说如果治了皇甫德参的罪，那今后谁还敢再说话呢?您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是心里很不舒服。这表明您难于接受意见了。"李世民听了魏征的批评，终于心服口服，对自己的问题有所省悟。

         魏征忠于职守，勤勤悬恳，十分劳累，积劳成疾，变得体弱多病，不能应付繁忙的政务。贞观七年(633年)魏征恳求免去侍中职务，李世民不肯批准，且一再挽留，他坚辞，被李世民任命为待进(优待元老重臣的一种加官称号)，仍旧参与门下省事务,实质转为戴职顾问。

          针对李世民贞观后期对自己的约束日渐松懈的状况，贞观十三年(639年)四月，魏征又向李世民上了一个奏章。详细总结李世民贞观以来的政治情况，具体地从十个方面指出李世民“渐不克终”，即不能善始善终的缺点。特别是奢侈纵欲，随便增派百姓劳役，用人随自己的好恶,喜欢游乐，不专心治国等等问题，劝谏李世民要继续保持贞观初年那种节俭、,淳朴、谨慎等作风。这是魏征上书中展精彩的一个奏疏，深深地打动了李世民。李世民诚恳地向魏征表示，一定要改过自新，并把这个奏疏书写在屏风上，以便早晚能看到。

贞观十五年(641年)，李世民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造绫锦金银等物。魏征即时进谏:“金银珠玉，妨农事也。锦绣编织，害女工者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天下有受其寒”，希望李世民尽量节省奢靡之费。

          魏征不断劝谏李世民节俭省费,爱惜民力，自身在个人生活中要求更加严格。早在青年时代，就不治家产。官至宰相时，仍保持朴素的作风，“所居室屋卑陋”，李世民几次“欲为营构”，帮他建造新房，魏征坚决拒绝了。

　　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征由于操劳过度，心力交瘁，竟一病不起。李世民派人探视，派名医诊治，见魏征居处，连一个待客的正厅都没有，下令限期为魏征临时建造了一个客厅。又根据魏征一贯俭朴的习惯，赐给魏征素色的褥子、布被、几案、手杖等一套用品，以补其家中之缺。魏征弥留之际，李世民亲自探望魏征，询问魏征还有什么要求，魏征只说了一句话:“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只担心国家的兴亡。”李世民为之“悲懑，拊之流涕”。十七日清晨，六十四岁的魏征告别人世。李世民下令按一品官葬礼治丧。魏征夫人裴氏辞谢说：“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李世民遵从魏征遗志，改用薄葬。素车，白布幨帷，无涂车，刍灵，陪葬昭陵。

         魏征死后，李世民思念不已，对群臣感叹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魏征为官，除了操劳国事，纠察进谏外，著述不废，在文化上也有较多贡献。初任书监时，用了几年时间，校定经、史、子、集四部书，皇家图书整理一新，“灿然毕备”。

          贞观七年，编成了《群书治要》五十卷，内容丰富。上自三皇五帝，下到晋末，有历代明主治国的经验，也有暴君、庸主误国的教训;有历代贤相名臣辅国的故事，也有奸佞小人欺君害民的罪录;有历代皇后贤妃辅君的美传，也有艳妃外戚欺君败国的丑闻，还有诸子百家的名言。李世民得之十分高兴。

          贞观三年，魏征受命领修《隋书》历时八年，至贞观十年修成。《隋书》是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史书，比较深刻地揭示了隋朝灭亡的政治和经济原因。魏征主修《隋书》注意总结隋朝的历史，也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清醒，因而在魏征的一切言论主张和思想中，贯穿了“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基本精神。这是符合当时历史要求和人民利益的。

         魏征一生经历曲折坎坷，壮年时参加过农民起义。归附唐朝时，又帮助统治者分化、瓦解农民起义。这是由于他地主阶级地位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