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生：月亮是上海的圆
摘要：本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
我跪在公共汽车的座椅上面，探头从车窗看出去。终于在一面墙上，看到了一行汉字：“只生一个好！”。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幸好，这不是外国。
一九七九年的八月底，正是我小学二年级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随妈妈去上海。那段时间她临时调动到宝钢工作，为了减少我父亲带三个孩子的压力，所以把我也带去上海。按照计划，我会寄住在姨妈家，接着读小学。
虽然来之前我听说是到上海，但是对一个九岁的男孩来说，上海是个抽象的名词，二千五百公里的路程是个抽象的数字。对路途和距离真正的衡量，是一路上过了多少个山洞，多少个大桥；是无数次无聊地扳着手指数指头，无数次在火车过道来来回回地乱走，无数次在卧铺的上下铺之间爬来爬去。两天的火车下来，到站的时候，我觉得到了地球的另一面。
火车站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眼认识，就和成都站不一样。上海站比成都大很多，有点古香古色，不像是车站而更像一个老建筑。资料上说成都老火车站是苏式风格，五二年建成的；而上海站是1908年建成的，具有典型的西式风格。当然我不知道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只是觉得新奇。这应该算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西式建筑。
姨妈早已在月台上等我们。她三十多岁年龄，梳着短发，穿着短袖衬衫，露出一段圆圆的胳膊。样子和妈妈不大像，她的下巴更尖而眼睛更大更圆，说话更快音调更高。刚出车站，她给我买了一支雪糕，第一口咬下我就很吃惊，奶味很浓，比成都的水果冰糕简直是天上地下。而且吃了几口居然没有咬到里面的木片。记忆中冰糕的木片向来又长又宽，一直穿过整个冰糕，有时舌头还能舔到上面的毛刺，吃得时候需要很小心。上海的雪糕就考究多了，虽然手握的部分一样长，但木片深入雪糕里面就只有一点点。嗯，这里处处都透着古怪，我想。
一边走，姨妈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吃蹄膀。什么是蹄膀我不知道，也不敢问。接着，我们上的公共汽车是中间有转盘连接双车厢的那种，以前是否看过我不记得，但肯定没有坐过。接下来的汽车路程也长得要命，停不完的站，无数的人上上下下。街道上总是一个接一个各种的商店，马路上人比成都多很多。不过街上很少看见标语和讽刺“四人帮”的漫画，这也和成都不同。车上的人说的话，也是语速很快音调十分古怪，关键是我一句也听不懂。
抽象的上海在我周围的逐渐变成现实，但没有一丝一豪和我的想象一样。我总以为，成都就是最好的地方，最热闹的城市；全世界的城市都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成都的样子。我的好奇心，慢慢变成一种担心和害怕。直到我看到了街上的中文字，才确信没有出国。不过紧张忐忑不安的心情没有减少太多。
到姨妈家也有太多的新东西。她家的位置是在虹桥路和中山西路的交界，属长宁区。当时处于是城市的边缘，除了庞大的新建小区，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池塘。我从来没有见过几十栋楼排在一起的小区，首先这点就足够震撼。我也没有上过六层楼，那是家所在的楼层。在六楼的阳台上站着，感觉就是高耸入云。极目远眺，只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煤气公司的煤气包（至少后来我表哥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一直不知真假）。
晚上的第一顿饭，我吃了这辈子第一次有印象的清炖蹄膀。我也看到了表哥的录音机。这是一个单卡的放音机，小船一样的形状，有个把手可以提着走。他告诉我是他美国的大伯送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内心无比崇拜。成都的家里唯一的电器是早已不用的电子管收音机--足足有现在的微波炉那么大。虽然后来才发现表哥翻来覆去，只有几盘邓丽君的磁带，但这当然不会影响我的崇拜感。摸着屋子的钢窗也觉得新奇，我把窗子反复地拉来拉去，仿佛是个玩具。成都的房子都是木窗子，旧了变形很厉害。我也第一次看到烧煤气。成都虽然已经有煤气罐，但管道的还没有。
除了这些能看到以外，接下来的几天，更多的体验接踵而来。
空气和成都大不一样。夏天的成都，空气中有种潮湿而闷闷的味道，基本上就是住的附近的气味。上海的风大，因此空气中始终很清新，但是夹杂着各式各样的味道。这取决于风从那个方向吹过来。有时是附近农田和池塘里水葫芦的味道，有时是楼下垃圾箱的气味，但最多的是走过每个住宅楼，你都能闻到海鱼或者咸鱼的味道，多半是带鱼。海鱼或者垃圾箱的味道，是构成儿时的我记忆中最深切的部分，以至于很多年后，闻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当初的上海。
吃的喝的更不一样。自来水有股怪味，我开始还以为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后来大人说是氯气。饭菜中少了辣椒和四川泡菜，而多了江浙的各种酱菜、五香的豆腐干、烤麸。特别是早点，比当时的成都丰富很多，有各式油炸的饼，软糕，油条豆浆，还有面包。
居然周围的声音也很不一样，70年代末的成都是很安静的，白天路上也没有多少人，车就更少。偶尔听到电车和公交车的声音，驶过之后就要安静一个小时。上海就要热闹多了，早上起来在小区总能看见匆匆上班的人，半夜还也能听到有人骑黄鱼车从楼下经过，因为路面不平，板子的声音很大，在夜空中十分突出。开始的时候，我十分不习惯这个声音，在刚到的头两天，我罕见地失眠了。晚上两点过，听见下面有人力三轮车声音就会把我吵醒。然后立在窗子边往下面看，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姨妈担心得很，问妈妈我是不是精神上有毛病。妈妈说，那么小的娃娃能有啥子精神毛病，就是不习惯嘛。
的确，连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姨妈是早上五点就起床去菜场买菜。有次我曾经和她一起去过。天还蒙蒙亮，初秋的早上颇有些寒意，我惊奇地发现五点钟的菜场已经如同成都的上午十点，里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甚至还能听到鸡叫。相应地我们睡得也早，八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而之前在成都，八点半我可能还在盐市口的街心转盘，和小伙伴们疯狂地一圈圈地跑。
除了各种体验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面对。
首先是在学校。我到了没几天就上学了。同学们都是上海小孩，我是唯一的外地人。老师上课讲话都说上海腔调的普通话，大部分我听不懂；所以特别害怕被叫到提问或者背书。同学们谈的话题和玩的东西也很不一样，用现在时髦的话叫文化冲突。让人最郁闷的是，我一开始怪腔怪调的上海话成了一些同学取笑的对象。
放学回家后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姨妈的风格和妈妈完全不同，她是个很仔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长辈，而且更加急躁。在没摸清她的脾气之前我很有些怕她。
最要命的是，妈妈只陪了我一个星期左右，就回宝钢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这个陌生世界，听着陌生的声音，看到陌生的场景，吃着喝着陌生的食物，闻着陌生的气味，和陌生的人住在一起，去着陌生的学校。虽然开初的失眠很快就结束了，我的身心却继续出了各种状况。
首先我上厕所突然变成了大问题，常常腿都要被蹲麻了才能结束。当然我没想过去琢磨什么原因。二是我得了强迫症，经常下到一楼，又要无比痛苦地跑回六楼上看是否锁好了门，因为如果不锁门面对姨妈，我的下场会很严重；强迫症基本上伴随我终身，好在对他人无害。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有点口吃。这种口吃不是习惯性的，而是完全受压力，精神因素影响。表现在如果老师，大人在场，非要我说什么，就要出麻烦。平时很好，一般人都不会留意我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初中高中以后才基本痊愈。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一直不大同意一种说法，说儿童比大人更容易适应新环境。学语言的角度是的，一两个月完全不费力我就把上海话说的很地道了。但是其他方面，儿童的心理过程并不比大人容易，有时甚至更困难，可能是严重缺乏安全感或者不知怎么表达。我想唯一区别只是在于儿童因为没有自主的选择权，而根本不去考虑退缩的可能性，少了大人的后悔和埋怨，而态度更积极主动罢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反正总有一个月左右，主要原因在于逐渐和同学邻居的小伙伴们熟悉了。特别是其中一个住在楼下501室的，叫吴志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我的适应大大加快了。
一旦开始接受和融入新环境，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友好和魅力的一面让我越来越着迷了。
我从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入手。姨妈家是几十栋楼最边上的一栋。楼房的前面有池塘，上面是成片的水葫芦。这是在江浙地区的静水池塘最多的东西。池塘多的好处各种小动物和昆虫很多，我从小都很在行；因此我捉过不少青蛙，也拿瓶子把蝌蚪装回家养在盆子里面。还捉蚱蜢，蟋蟀等等。有时能看到大人穿着齐腰的皮裤站在池塘中间，不知在打捞什么东西，看样子不像捕鱼。我们这栋楼旁边不远，还有几个大棚，走过去发现里面都是养的猪。大棚周围大片空地上堆放各种物资，上面用厚厚的毛毡盖住，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我有些得意地发现，我竟然有了自己的床。在成都的家里我都是和哥哥睡一个床。在这里我接管了表姐的弹簧床，因为她刚好上初中，在虹口的外国语学院附中住校。我还有了自己的全套玩具，姨妈把表姐表哥过去的玩具都给了我，装了满满一个大铝盆子，有一套橡皮子弹的枪和动物靶子是我最喜欢的。还有火车。我来上海之前，我唯一有过的玩具是一辆小汽车--那是随时放在枕头下面的。现在居然有整整一盆，心情绝对超过阿里巴巴进山洞时候的兴奋感。那一直都是我的聚宝盆。
学校里面也有很多兴奋而新奇的东西。当时的虹桥路小学，是个全新的学校。三层楼的回型结构，米黄色的外形，有着宽大的外阳台式的走廊。还有可以按着就可以喷水的饮水器，当然我们更多的是把它们当玩具，所以没有半年就全坏了。家长们被告知这个学校是按美式风格建设的，虽然现在才知道这个说法一点都不靠谱，效果是让家长们高兴了一阵。学校还有宽敞的操场和整齐的百米跑道，相比之下，在成都的小学我们六十米都不能跑，老师告诉我们只能跑五十米，不然刹不下来会冲进跑道尽头的男厕所。
放学后玩的也很文明。一般是男女生一起玩扔沙包。我接沙包不在行，但是躲很行，可能是个子小而灵巧的原因。男生们主要是打豆腐干，就是把纸折成豆腐快互相拍，看把对方的翻过去。还有拿根绳子绕着两人的腰间，拉来拉起比谁站得稳。而周末还有后来的假期，主要是在吴志伟家一起打牌下棋。有时也到附近的仓库或者池塘去玩。和同学熟悉之后，感觉都很好处。上海的同学相比，更有礼貌和更文雅一些。对我这个需要适应的新同学来说，再重要不过了。
家里的情况进展更让人惊喜。我很快就摸准了姨妈的脾气，发现她表面严厉，其实比妈妈要好对付地多。她们俩同样是个性极强，但姨妈只是在生活上面有她自己的细致标准。这个标准明确而且一贯性非常强，主要就是要坚决听话、不调皮、讲礼貌、讲卫生，其他她并无要求。所以只要事事听她安排，照着做就行。因此和她相处得越久，我越来越喜欢和依恋她。
一个月后，迎来了在上海的第一个国庆节。表哥带我去了“十里洋场”。我们逛了南京路，看了传说中的摩天大楼--24层的国际饭店，去了外滩码头，看到了很多比川江上大得多的海船，非常漂亮。看着一栋栋从来没有见过的各种风格西式洋楼，真让人目不暇接。刚到的那种在外国的感觉又回来了，不过少了些恐惧，多了很多喜悦。我最喜欢的是外滩的夜景和外白渡桥。那天的高潮，是我们在西藏路大世界吃了冰激凌纸杯。对的，是真正的纸杯冰激凌，有小勺的那种。
从外滩回来，我兴奋了好几天。用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个叫转折点。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上海人了。因为我去过了外滩，看过了国际饭店。想起成都的哥哥姐姐，和原来一个院子的小伙伴，我特别自豪。我想告诉他们，二十四层的房子有多高。
之后的生活就越发如鱼得水了。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上海就是我的家，我的生活就是在这里。甚至经常觉得从小就在这里，而成都的一切，变得遥远而模糊。
我特别喜欢去玩的一个地方，是从虹桥路穿过中山西路再往前走，往徐家汇的方向，有个铁路道口,和一个小站，好像是徐家汇站。不光是可以看见过往的火车，而且小站旁边更有两个解放前留下的碉堡，不知是打日本还是内战时候修的。有两三层高，可以在里面盘旋往上走，碉堡的周围还有隐蔽的机枪口，水泥的墙体很厚。我没事就喜欢到那个碉堡顶上坐着，一边看来往的火车，一边想象自己手里有挺机枪。
我们也春游，但是比起成都的春游去十二桥烈士墓，走得要远得多。学校组织去了上海的豫园，那是革命圣地，清末小刀会的总部。所以我们算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我的感觉却只是觉得豫园的九曲桥很有趣。我们还去了嘉兴孔庙和南翔的古绮园，公园大而精致，游人很多。其实和同学一起游，到哪里都很好玩。
那时学校组织还去了上海儿童剧院，看一出叫《马兰花》的童话话剧。话剧编排的很好，看得非常很投入，以为一切真实地在发生。到后来，剧中演员，好像是个兔子，追着狼跑到观众过道上。我极其惊讶，以为自己也进入了童话世界。
印象深的还有上海博物馆，因为里面有大型的恐龙标本，其他的展览也很丰富有趣。相比之下，我最喜欢的始终是上海少年宫，没有第二。它的前身是当年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非常豪华气派。里面各种玩的东西很多，有假山可以攀登，旋转木马，各种打枪猜谜游戏，各种棋类等等；好像还有定时的演出和讲座。每次去的时候，那种心情感觉绝不亚于现在的小孩去迪斯尼乐园。当时的成都肯定没有，甚至全国来说，可能也就上海有这样的少年宫。
有时姨妈还会带我去看电影，记得我跟她一起看的电影，是英国的《水晶鞋和玫瑰花》和埃及电影《忠诚》。但是大部分电影是我和表姐一起去看的，有些也是在家里的或者邻居的电视里看的。包括《小花》，《小字辈》，《叶塞尼亚》，《冷酷的心》，《生死恋》，《庐山恋》，《甜蜜的事业》等等，剧情现在都记忆犹新。还有《玫瑰香奇案》，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生在旁边万人体育馆附近。
不过我最喜欢的，永远都是《保密局的枪声》。不光是惊心动魄的地下党这种主题，而且主角刘啸尘很帅，女主演向梅我觉得长得有点像姨妈（但是她不这么认为）。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欢里面国民党的笔挺军服和生活方式，比如在舞厅跳舞和打台球等等，而且好像越腐朽越让人向往。这个电影的连环画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基本能够背下全部台词。
这部电影的场景就发生在解放前的上海，里面的街景在当时的我看来都很熟悉。每次看这个连环画，我总觉得自己就是刘啸尘，离开了革命而单纯的成都，打入了纸醉金迷和反动的上海。不同的是，我早已忘掉革命，而和周围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全心全意地拥抱着这种腐朽的生活。
一九七九年的八月底，正是我小学二年级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随妈妈去上海。那段时间她临时调动到宝钢工作，为了减少我父亲带三个孩子的压力，所以把我也带去上海。按照计划，我会寄住在姨妈家，接着读小学。
虽然来之前我听说是到上海，但是对一个九岁的男孩来说，上海是个抽象的名词，二千五百公里的路程是个抽象的数字。对路途和距离真正的衡量，是一路上过了多少个山洞，多少个大桥；是无数次无聊地扳着手指数指头，无数次在火车过道来来回回地乱走，无数次在卧铺的上下铺之间爬来爬去。两天的火车下来，到站的时候，我觉得到了地球的另一面。
火车站是我对上海的第一眼认识，就和成都站不一样。上海站比成都大很多，有点古香古色，不像是车站而更像一个老建筑。资料上说成都老火车站是苏式风格，五二年建成的；而上海站是1908年建成的，具有典型的西式风格。当然我不知道这些风格上的区别，只是觉得新奇。这应该算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西式建筑。
姨妈早已在月台上等我们。她三十多岁年龄，梳着短发，穿着短袖衬衫，露出一段圆圆的胳膊。样子和妈妈不大像，她的下巴更尖而眼睛更大更圆，说话更快音调更高。刚出车站，她给我买了一支雪糕，第一口咬下我就很吃惊，奶味很浓，比成都的水果冰糕简直是天上地下。而且吃了几口居然没有咬到里面的木片。记忆中冰糕的木片向来又长又宽，一直穿过整个冰糕，有时舌头还能舔到上面的毛刺，吃得时候需要很小心。上海的雪糕就考究多了，虽然手握的部分一样长，但木片深入雪糕里面就只有一点点。嗯，这里处处都透着古怪，我想。
一边走，姨妈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吃蹄膀。什么是蹄膀我不知道，也不敢问。接着，我们上的公共汽车是中间有转盘连接双车厢的那种，以前是否看过我不记得，但肯定没有坐过。接下来的汽车路程也长得要命，停不完的站，无数的人上上下下。街道上总是一个接一个各种的商店，马路上人比成都多很多。不过街上很少看见标语和讽刺“四人帮”的漫画，这也和成都不同。车上的人说的话，也是语速很快音调十分古怪，关键是我一句也听不懂。
抽象的上海在我周围的逐渐变成现实，但没有一丝一豪和我的想象一样。我总以为，成都就是最好的地方，最热闹的城市；全世界的城市都应该是七十年代末成都的样子。我的好奇心，慢慢变成一种担心和害怕。直到我看到了街上的中文字，才确信没有出国。不过紧张忐忑不安的心情没有减少太多。
到姨妈家也有太多的新东西。她家的位置是在虹桥路和中山西路的交界，属长宁区。当时处于是城市的边缘，除了庞大的新建小区，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和池塘。我从来没有见过几十栋楼排在一起的小区，首先这点就足够震撼。我也没有上过六层楼，那是家所在的楼层。在六楼的阳台上站着，感觉就是高耸入云。极目远眺，只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煤气公司的煤气包（至少后来我表哥是这样告诉我的，我一直不知真假）。
晚上的第一顿饭，我吃了这辈子第一次有印象的清炖蹄膀。我也看到了表哥的录音机。这是一个单卡的放音机，小船一样的形状，有个把手可以提着走。他告诉我是他美国的大伯送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内心无比崇拜。成都的家里唯一的电器是早已不用的电子管收音机--足足有现在的微波炉那么大。虽然后来才发现表哥翻来覆去，只有几盘邓丽君的磁带，但这当然不会影响我的崇拜感。摸着屋子的钢窗也觉得新奇，我把窗子反复地拉来拉去，仿佛是个玩具。成都的房子都是木窗子，旧了变形很厉害。我也第一次看到烧煤气。成都虽然已经有煤气罐，但管道的还没有。
除了这些能看到以外，接下来的几天，更多的体验接踵而来。
空气和成都大不一样。夏天的成都，空气中有种潮湿而闷闷的味道，基本上就是住的附近的气味。上海的风大，因此空气中始终很清新，但是夹杂着各式各样的味道。这取决于风从那个方向吹过来。有时是附近农田和池塘里水葫芦的味道，有时是楼下垃圾箱的气味，但最多的是走过每个住宅楼，你都能闻到海鱼或者咸鱼的味道，多半是带鱼。海鱼或者垃圾箱的味道，是构成儿时的我记忆中最深切的部分，以至于很多年后，闻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当初的上海。
吃的喝的更不一样。自来水有股怪味，我开始还以为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后来大人说是氯气。饭菜中少了辣椒和四川泡菜，而多了江浙的各种酱菜、五香的豆腐干、烤麸。特别是早点，比当时的成都丰富很多，有各式油炸的饼，软糕，油条豆浆，还有面包。
居然周围的声音也很不一样，70年代末的成都是很安静的，白天路上也没有多少人，车就更少。偶尔听到电车和公交车的声音，驶过之后就要安静一个小时。上海就要热闹多了，早上起来在小区总能看见匆匆上班的人，半夜还也能听到有人骑黄鱼车从楼下经过，因为路面不平，板子的声音很大，在夜空中十分突出。开始的时候，我十分不习惯这个声音，在刚到的头两天，我罕见地失眠了。晚上两点过，听见下面有人力三轮车声音就会把我吵醒。然后立在窗子边往下面看，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姨妈担心得很，问妈妈我是不是精神上有毛病。妈妈说，那么小的娃娃能有啥子精神毛病，就是不习惯嘛。
的确，连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姨妈是早上五点就起床去菜场买菜。有次我曾经和她一起去过。天还蒙蒙亮，初秋的早上颇有些寒意，我惊奇地发现五点钟的菜场已经如同成都的上午十点，里面人山人海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甚至还能听到鸡叫。相应地我们睡得也早，八点半左右就上床睡觉。而之前在成都，八点半我可能还在盐市口的街心转盘，和小伙伴们疯狂地一圈圈地跑。
除了各种体验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还有更多的挑战需要面对。
首先是在学校。我到了没几天就上学了。同学们都是上海小孩，我是唯一的外地人。老师上课讲话都说上海腔调的普通话，大部分我听不懂；所以特别害怕被叫到提问或者背书。同学们谈的话题和玩的东西也很不一样，用现在时髦的话叫文化冲突。让人最郁闷的是，我一开始怪腔怪调的上海话成了一些同学取笑的对象。
放学回家后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姨妈的风格和妈妈完全不同，她是个很仔细，事无巨细都要管的长辈，而且更加急躁。在没摸清她的脾气之前我很有些怕她。
最要命的是，妈妈只陪了我一个星期左右，就回宝钢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这个陌生世界，听着陌生的声音，看到陌生的场景，吃着喝着陌生的食物，闻着陌生的气味，和陌生的人住在一起，去着陌生的学校。虽然开初的失眠很快就结束了，我的身心却继续出了各种状况。
首先我上厕所突然变成了大问题，常常腿都要被蹲麻了才能结束。当然我没想过去琢磨什么原因。二是我得了强迫症，经常下到一楼，又要无比痛苦地跑回六楼上看是否锁好了门，因为如果不锁门面对姨妈，我的下场会很严重；强迫症基本上伴随我终身，好在对他人无害。最重要的是，我开始有点口吃。这种口吃不是习惯性的，而是完全受压力，精神因素影响。表现在如果老师，大人在场，非要我说什么，就要出麻烦。平时很好，一般人都不会留意我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我很久，直到初中高中以后才基本痊愈。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一直不大同意一种说法，说儿童比大人更容易适应新环境。学语言的角度是的，一两个月完全不费力我就把上海话说的很地道了。但是其他方面，儿童的心理过程并不比大人容易，有时甚至更困难，可能是严重缺乏安全感或者不知怎么表达。我想唯一区别只是在于儿童因为没有自主的选择权，而根本不去考虑退缩的可能性，少了大人的后悔和埋怨，而态度更积极主动罢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习惯的。反正总有一个月左右，主要原因在于逐渐和同学邻居的小伙伴们熟悉了。特别是其中一个住在楼下501室的，叫吴志伟，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我的适应大大加快了。
一旦开始接受和融入新环境，我没有想到的是，它友好和魅力的一面让我越来越着迷了。
我从开始探索周围的世界入手。姨妈家是几十栋楼最边上的一栋。楼房的前面有池塘，上面是成片的水葫芦。这是在江浙地区的静水池塘最多的东西。池塘多的好处各种小动物和昆虫很多，我从小都很在行；因此我捉过不少青蛙，也拿瓶子把蝌蚪装回家养在盆子里面。还捉蚱蜢，蟋蟀等等。有时能看到大人穿着齐腰的皮裤站在池塘中间，不知在打捞什么东西，看样子不像捕鱼。我们这栋楼旁边不远，还有几个大棚，走过去发现里面都是养的猪。大棚周围大片空地上堆放各种物资，上面用厚厚的毛毡盖住，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我有些得意地发现，我竟然有了自己的床。在成都的家里我都是和哥哥睡一个床。在这里我接管了表姐的弹簧床，因为她刚好上初中，在虹口的外国语学院附中住校。我还有了自己的全套玩具，姨妈把表姐表哥过去的玩具都给了我，装了满满一个大铝盆子，有一套橡皮子弹的枪和动物靶子是我最喜欢的。还有火车。我来上海之前，我唯一有过的玩具是一辆小汽车--那是随时放在枕头下面的。现在居然有整整一盆，心情绝对超过阿里巴巴进山洞时候的兴奋感。那一直都是我的聚宝盆。
学校里面也有很多兴奋而新奇的东西。当时的虹桥路小学，是个全新的学校。三层楼的回型结构，米黄色的外形，有着宽大的外阳台式的走廊。还有可以按着就可以喷水的饮水器，当然我们更多的是把它们当玩具，所以没有半年就全坏了。家长们被告知这个学校是按美式风格建设的，虽然现在才知道这个说法一点都不靠谱，效果是让家长们高兴了一阵。学校还有宽敞的操场和整齐的百米跑道，相比之下，在成都的小学我们六十米都不能跑，老师告诉我们只能跑五十米，不然刹不下来会冲进跑道尽头的男厕所。
放学后玩的也很文明。一般是男女生一起玩扔沙包。我接沙包不在行，但是躲很行，可能是个子小而灵巧的原因。男生们主要是打豆腐干，就是把纸折成豆腐快互相拍，看把对方的翻过去。还有拿根绳子绕着两人的腰间，拉来拉起比谁站得稳。而周末还有后来的假期，主要是在吴志伟家一起打牌下棋。有时也到附近的仓库或者池塘去玩。和同学熟悉之后，感觉都很好处。上海的同学相比，更有礼貌和更文雅一些。对我这个需要适应的新同学来说，再重要不过了。
家里的情况进展更让人惊喜。我很快就摸准了姨妈的脾气，发现她表面严厉，其实比妈妈要好对付地多。她们俩同样是个性极强，但姨妈只是在生活上面有她自己的细致标准。这个标准明确而且一贯性非常强，主要就是要坚决听话、不调皮、讲礼貌、讲卫生，其他她并无要求。所以只要事事听她安排，照着做就行。因此和她相处得越久，我越来越喜欢和依恋她。
一个月后，迎来了在上海的第一个国庆节。表哥带我去了“十里洋场”。我们逛了南京路，看了传说中的摩天大楼--24层的国际饭店，去了外滩码头，看到了很多比川江上大得多的海船，非常漂亮。看着一栋栋从来没有见过的各种风格西式洋楼，真让人目不暇接。刚到的那种在外国的感觉又回来了，不过少了些恐惧，多了很多喜悦。我最喜欢的是外滩的夜景和外白渡桥。那天的高潮，是我们在西藏路大世界吃了冰激凌纸杯。对的，是真正的纸杯冰激凌，有小勺的那种。
从外滩回来，我兴奋了好几天。用历史学家的话说，这个叫转折点。我觉得，自己应该算是一个合格的上海人了。因为我去过了外滩，看过了国际饭店。想起成都的哥哥姐姐，和原来一个院子的小伙伴，我特别自豪。我想告诉他们，二十四层的房子有多高。
之后的生活就越发如鱼得水了。在不知不觉之间，我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上海就是我的家，我的生活就是在这里。甚至经常觉得从小就在这里，而成都的一切，变得遥远而模糊。
我特别喜欢去玩的一个地方，是从虹桥路穿过中山西路再往前走，往徐家汇的方向，有个铁路道口,和一个小站，好像是徐家汇站。不光是可以看见过往的火车，而且小站旁边更有两个解放前留下的碉堡，不知是打日本还是内战时候修的。有两三层高，可以在里面盘旋往上走，碉堡的周围还有隐蔽的机枪口，水泥的墙体很厚。我没事就喜欢到那个碉堡顶上坐着，一边看来往的火车，一边想象自己手里有挺机枪。
我们也春游，但是比起成都的春游去十二桥烈士墓，走得要远得多。学校组织去了上海的豫园，那是革命圣地，清末小刀会的总部。所以我们算是去接受革命教育的，我的感觉却只是觉得豫园的九曲桥很有趣。我们还去了嘉兴孔庙和南翔的古绮园，公园大而精致，游人很多。其实和同学一起游，到哪里都很好玩。
那时学校组织还去了上海儿童剧院，看一出叫《马兰花》的童话话剧。话剧编排的很好，看得非常很投入，以为一切真实地在发生。到后来，剧中演员，好像是个兔子，追着狼跑到观众过道上。我极其惊讶，以为自己也进入了童话世界。
印象深的还有上海博物馆，因为里面有大型的恐龙标本，其他的展览也很丰富有趣。相比之下，我最喜欢的始终是上海少年宫，没有第二。它的前身是当年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非常豪华气派。里面各种玩的东西很多，有假山可以攀登，旋转木马，各种打枪猜谜游戏，各种棋类等等；好像还有定时的演出和讲座。每次去的时候，那种心情感觉绝不亚于现在的小孩去迪斯尼乐园。当时的成都肯定没有，甚至全国来说，可能也就上海有这样的少年宫。
有时姨妈还会带我去看电影，记得我跟她一起看的电影，是英国的《水晶鞋和玫瑰花》和埃及电影《忠诚》。但是大部分电影是我和表姐一起去看的，有些也是在家里的或者邻居的电视里看的。包括《小花》，《小字辈》，《叶塞尼亚》，《冷酷的心》，《生死恋》，《庐山恋》，《甜蜜的事业》等等，剧情现在都记忆犹新。还有《玫瑰香奇案》，因为这是真人真事，就发生在旁边万人体育馆附近。
不过我最喜欢的，永远都是《保密局的枪声》。不光是惊心动魄的地下党这种主题，而且主角刘啸尘很帅，女主演向梅我觉得长得有点像姨妈（但是她不这么认为）。更重要的是我非常喜欢里面国民党的笔挺军服和生活方式，比如在舞厅跳舞和打台球等等，而且好像越腐朽越让人向往。这个电影的连环画我看了不知多少遍，基本能够背下全部台词。
这部电影的场景就发生在解放前的上海，里面的街景在当时的我看来都很熟悉。每次看这个连环画，我总觉得自己就是刘啸尘，离开了革命而单纯的成都，打入了纸醉金迷和反动的上海。不同的是，我早已忘掉革命，而和周围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全心全意地拥抱着这种腐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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