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半露天厨房、卫生间里到处是密密麻麻的尖嘴蚊，一看就让人满身起鸡皮。我猜想：这些“护士小姐们”随时都会趁我进厕方便时，在我身体露出的某个部位垒起一座座小山丘，会在我睡着时在我的脸庞额头上，绣满一颗颗鲜红的美人痣。恐惧使我拿起那把老房客遗留下的旧扫帚，闭着眼睛拼住呼吸，使劲往狭小的卫生间一阵扑打，想将那些讨厌的蚊子赶到露天厨房，再将它们从厨房赶到门外。尽管它们还会从墙的上端没封围的“大窗”飞回来。忙碌了半天，总算安稳下来了。

其实白天的小卧室里根本看不见一个蚊子，但到了傍晚五六点钟，房间里绿色的窗纱前又聚满了许多黑点，我发觉这些黑点还会蠕动。再仔细一看，天哪，那些密密麻麻的黑点居然全是尖嘴蚊，让人很生气。

我脱下外套拼命追打它们，将它们使劲往门外扇。在我的扇打下，很多蚊子不幸倒在我的衣裙下，有的沾在衣服上、窗纱上，成了无辜的牺牲品，然而幸存者仍在继续起舞。好不容易折腾够了准备睡觉时才发现它们都是哑蚊，不会发出家乡那边蚊者的歌声，不会吸人血，于是我就放心了。

我思考着这个问题：上海的蚊子为何不歌唱，为何不咬人，也许是它们跟这里的人一样，忙着各自独舞的事业，有着和人相似的轻视和冷漠，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所以忽视了旁人的存在。所以别说是这里的人冷漠，连这里的蚊子也是你行我素，和人互不干扰。

上海蚊子不咬人，身在异乡还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许是城里缺少自然的东西太多，蚊子来到大城市，为城市的繁荣跟蚁族一样默默工作打拼，才能保障我们的生存。我也听说只有雌性蚊才咬人，雄蚊不咬人，难道这间屋除了我没有一个雌性吗？

我的34岁生日，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没有朋友和亲人，只有余哥，一个曾经素不相识的男人。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记住自己的生日。

一朵红玫瑰，几支满天星，还有精致的蛋糕。我默默许了愿：愿自己远在故乡的孩子能平安健康。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比什么都重要。

余哥对我的好，让我有时也会产生怀疑。之前我否认世上不会有好男人存在。余哥突然闯入我失意的生活中，我更多时候觉得他像我父亲，譬如一些生活习惯，做人原则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许是年龄差距吧，虽然他也只大我7岁，可我慢慢发现自己对他很少有冲动和激情，我对他更多的是尊敬和感激。然而经过长时间的了解和相处，最终我还是接受他是自己丈夫的现实。日子虽然平淡却相对安稳，仍然会尽力做好一个女人的本份。

我一直都想重新来过，我知道此时家乡那边有人在同情婉惜我原来的家庭，也许有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说我丧尽天良，只顾自己享受而忘却了自己是位母亲；也许有人说我前夫玩世不恭，不求进取，不会珍惜，丧心病狂……怎么不拿出一个男子汉的肚量去，化解本可平息的姻仇。

一切的一切，随人说去吧。路总要走，不许别人说那不能。进退皆路，方向反了，人生的内容也就变了。有说的才有故事，才有历史，才不枉生在世上一张烈嘴，才会出现那些凑拢起来的狼虎兽面，以及落井下石的那些“间谍”恶人，能够寻找到下手陷害别人的良机。

搬家成了我上半辈子最平凡的事，也正迎合了八字里早婚居多的说法。由于我不是富贵命，无法享受那阔太太的生活。所以我一生所遇到的两个男人除了能有自己一定的收入外，都是居无定所的公民。

上帝其实早已安排，将我的命运与嫂子弟媳们的命运交换了，让我这个人们眼里的千金小姐，去过那种既寒酸又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而让嫂子弟媳们由原来的普通家庭跳槽到我原本较富裕的家庭安居乐业，父母给他们做好了铺垫，只管顺着路走。这就是命啊！常在书中读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命运是公平的。我再次反驳这种论理。我觉得我上半生的命运大部分是掌握在上帝手中，掌握在父母手中，当时的我无法获得命运的权柄。

小姑嫁在上海普陀，去过她家几次，妹夫年龄比余哥还大，虽没有人才，但是人品挺好的。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接触，我改变了历久对上海人的一些看法，比如：小气、吝啬鬼、心胸狭窄、冷漠等。因为那时候你想在上海问路，没一个上海人会理你的。

我发现大部分上海男人除了在外工作，下班都准时回家，做家务是他们的特长，陪妻散步是每天必须的事。而上海女人很会持家，当然除了那些在办公室的高级白领。

在郊区城镇或者农村，我所看到的中年妇女从来不注重擦脂抹粉，也不穿名贵服装和奇艳异服。只要哪里有促销打折的商品，走上前一看全是上海女性。虽然他们为人小气，心胸狭窄。但在持家这方面我从中受到了很多感触。

综上所述，上海蚊子不咬人，他乡没有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