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陵散人:往事回眸(苏宇民)
--想念周总理1958年暑假我没有回西安看望父母,留在了学校。那时正值全国人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学校就把我派到北京钢铁学院。学习炼铁炼钢,到了学院才知道不是来学习。而是当苦力。北京钢铁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等级的冶炼钢铁的学府,在大炼钢铁的运动中,理应表现出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不能像广大群众那样用土高炉、土办法把现成的、好好的钢铁做成的物件炼成废铁废渣,他们设计的土高炉用砖砌成,是上下口小,中间肚大,三米多高的柱体。为了确保砌缝严密,一层一层砌起来的圆形砖圈中,每块砖的两个侧面都要磨成一定的角度。我干的就是这种磨工的活计,虽然单调,又苦又累,我还是乐在其中,因为这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为大炼钢铁做了贡献。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周总理要陪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前来视察。大家按捺不住自己盼望见到周总理的急切心情。活儿也不好好干了,不时抬头翘首远望。远处周总理陪同西哈努克走过来了。矮小的西哈努克衬托出周总理高大的身躯。整个工地沸腾了,大家欢呼着、雀跃着。几百双眼睛朝向周总理,几百双目光射向周总理。人们都想着让这美好的时光永驻此刻,人们都想着把周总理的形象看到自己的眼珠里,深深的印到自己的大脑中。谁还注意那位美貌多情的国王呢?此时倒像是西哈努克在陪同周总理。说得不客气一点,他就像是周总理的一个小跟班。周总理从我的面前走过,相距不超过两米。我清晰地看着周总理。浓浓的、黑黑的眉毛是那么熟悉,但又有些陌生。白皙的皮肤上有许多小小的疙瘩,绝不像照片中那样的光滑,已经显得有些苍老了。那双牛皮凉鞋淡淡的棕黄色,边缘和凸起处已经磨得发白了。周总理轻轻地拍着双手向我们答谢,从我身边走过去了。这一刻永远的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终生的最大的自豪和骄傲。我想在我们西安市中能和周总理这样近距离接触的,现在大概不会超过十万分之一,甚至是百万分之一!八年过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我们回顾文革时,对周总理在文革中的处境往往用这四个字形容,那就是:忍辱负重。负重!总理双肩挑着的是国计民生,是全国几亿人口的吃、喝、拉、撒、睡。那时我们国家的底子非常薄,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这个基本国情。稍有失误就会饿死人,冻死人。而帮助总理挑担子的副总理们,又一个一个的被打倒,靠边站。可想而知总理肩上的担子是多么的沉重!忍辱,堂堂的一个大国总理是怎么会沦落到忍受屈辱的呢?
我们这些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人们,还有现在的年轻人,能够理解忍辱负重这四个字的沉重、这四个字背后的心酸和眼泪吗?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一口大油锅,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个一个的被推进了这口大油锅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那些地富反坏右,那些普通老百姓也难逃厄运,肯定要过一遍油。站在锅边观看的,指挥的,往下推人的当然就是那些极左派,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了。此时的周总理为了顾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利益,只能周旋在毛主席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等跳梁者之间。他只能违心地参加文化大革命,小心翼翼的处理和这帮小丑的关系。维持表面的团结,不能得罪他们,否则等待他的将是和陈毅,贺龙等人一样的下场:立马去坐冷板凳。周总理十分清楚,只有他还有能力去抢救油锅中的老干部们,那怕是将自己也置身于油锅中。一旦周总理坐上冷板凳,大概我们这个共和国就必将国之不国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总理站在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口,面对着成千上万的造反派们,为了保护在他身后的陈毅元帅,他大义凛然的那句话:“你们想要带走陈毅,除非从我周恩来的身上踩过去!”这是多么爱憎分明的感情啊!最让我动容的是在贺龙元帅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对贺龙的妻子薛明说:“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啊!”面对贺龙遗像,周总理深深地鞠了七个躬,这是多么深厚的战友之情啊!忍辱负重这四个字如千斤巨石压垮了周总理的身体。带着癌症的病体,周总理仍然忍辱负重,呕心沥血,使用完了全身的力气。油枯灯灭,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去世了,年仅78岁。周总理是被文化大革命累死的,这是不用怀疑的事实。如果按照周总理的生活习惯,他的宽广乐观的胸怀他活过90岁绝对不是问题。四人帮为了阻挠人们对总理的怀念,千方百计缩小悼念规模。在四月五日清明节时竟然暴力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最后清场时,竟然动用所谓的工人纠察队,用大棒击打悼念的群众。究竟打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看到可靠的数据。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1976年10月,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四人帮垮台了。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曾经的政治局委员江青,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再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后因病保释出狱回家治病。几年后这个在法庭上嘴硬的、死不认账的江青终于看到了、弄懂了:人民不支持她,人民反对她,人民憎恶她!她的复辟希望破灭了。她终于绝望了,亲手给自己执行了绞刑。用一条丝袜在门上吊死了自己,她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她永远的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转眼之间,三年过去了。1979年元旦过后,我翻开了日历,1月8日(星期一)--周总理逝世三周年的祭日。我忽然想起我应该为周总理做些什么。按照惯例,每逢周一学校都要举行晨会。我这个平日不爱抛头露面,表现自我的人,突然萌生了要在晨会上发表演讲,在全校师生面前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我认定这是我的最后的机会,失去这次机会我将遗憾终生。我立即去找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贾天夫校长。这位贾校长不知什么原因和我不对付,虽然没有发生过公开矛盾,但我心知肚明,所以我去找他时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遭到拒绝时,我一定要坚决的据理力争,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次机会。好在十分顺利,他爽快的同意了我的要求。我想也许他当时正在发愁这次晨会由谁来讲,讲什么这个难题时,我主动送货上门。岂不美哉?我立即动手书写演讲稿,直到深夜。现在我还能记得那篇演讲稿是眼睛饱含着泪水写成的。一篇悼念加思念,历史到现实的很长很长的文章,是我有生以来写的最好、最充满情感、最直白爱恨的文章。1月8日周一的晨会上,我在大操场的讲台上。在全校师生面前,我尽情地、淋漓尽致地宣泄了曾经压抑在心中的对周总理的敬仰、热爱、思念的情感。台下的师生们静静地、严肃地倾听着我的演讲。我感到如释重负,我终于完成了给自己下达的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写到这里,泪水又在我的眼中打转,顺着面颊汩汩而下。敬爱的周总理,您在哪里?巍巍的昆仑,高耸的喜马拉雅回答: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浩瀚的深深的太平洋回答: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汹涌澎湃的长江黄河,海河珠江回答:在我这里!在我这里!辽阔的祖国大地回答: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也要回答: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敬爱的周总理,您在我的心里,永远在我的心里!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后记: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很坚强,绝不会轻易流泪。我的泪水一大半以上献给了逝去的周总理,剩下的一小半献给了我的已逝父母和亲人。好了很可惜,那篇演讲稿我没有保存。因而在本文中未能引用其中的文字,如果引用了,我一定会被感动的再次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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