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说到中国古典诗词结构上的空间变化。实际上，空间变化和时间变化几乎同时存在，只不过为了解析上的方便，分开来讲。这一讲着重讲时间上的变化，最后再谈谈时空交织的情况。时间变化分以下四种情况：

一、时间的延展

　　从某一特定时刻出发，或向前追溯到往古，向后延伸到未来，造成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画面的广阔感，从而使自己某一时刻的特定情绪得以扩展，涵盖面更为深广，社会意义更加普遍，如杜甫的《阁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处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唐代宗大历元年（766）一年将尽的岁暮。此时的安史之乱尚未平息，西川的军阀又相互混战，烽火不断，吐蕃也在不断的侵袭蜀地。不仅是国计民生让诗人忧心不已，自己也在蜀地漂泊了七年，“此生哪老蜀，不死会归秦”，家国之情也一直萦回在诗人的心头，再加上好友郑虔、严武、李白、苏源明、高适等相继去世，世无知音，更让诗人沮丧。这一切不幸和沮丧，在年关将近之时，集中喷发了出来。从时间说，这首诗有两次向上推移：第一次是从眼前的年关“岁暮”上溯到离开成都准备东下以来，乃至整个西南漂泊时期。前一年的四月，因好友也是上级严武去世，诗人在成都失去保护人，诗人因此买舟东下，经嘉州（今乐山市）、戎州（今宜宾市）、渝州（今重庆市）、忠州（今忠县）、云安（今云阳），与大历元年夏到达夔州（今奉节市），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打消出川的念头，在夔州的西阁安顿下来。诗中所叹息的“野哭千家闻战伐”，即是指不久前发生的剑南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在成都叛乱一事，以及随后的军阀混战，也包括尚未平息的安史之乱八年来给百姓带来的种种苦难。至于“夷歌”则是指代宗广德二年（764）以来，吐蕃对奉天、凉州一带的不断进犯。第二次时间上推得更远：诗人在联想到三国时的诸葛亮和西汉末年的公孙策。诸葛亮，人称卧龙先生；公孙策是西汉末年在蜀称帝，建白帝城，“跃马”是借用左思《蜀都赋》中“公孙跃马而称帝”。从地理位置上看，夔州西郊有诸葛武侯庙，东南有白帝庙，杜甫在夔州西郊极目远眺联想到这两位古人，是很自然，但也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一来这二人都在蜀地建立过一番功业，二来都在夔州留有胜迹。这样就与自己在夔州乃至整个漂泊西南的遭遇构成对比。这个对比，表面上是自我排遣：像诸葛亮、公孙策这样一代英杰都成了一抔黄土，我在漂泊之中所遭遇的故人凋零、音书断绝又算什么呢？实际上这种自我安慰比直抒伤痛显得更加哀怨感人！由于经过这样两番时间延展，其伤痛更加深沉，覆盖面也更加广阔，已不是一己一时一事的伤痛，而是时代、百姓、家国的深哀巨痛！

　　类似的处理手法还有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弃疾在江西安抚使任上被劾落职，在江西上饶闲置了23年。直到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才被启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第二年又被调到抗金前线的军事重镇镇江任知府，诗人已是65岁老人了。此时韩侂胄执掌朝政，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打算北伐。北伐中原，收复失地，这是辛弃疾一生最大的愿望，韩侂胄准备北伐，他当然支持。在镇江知府任上他竭力为北伐做准备：招募沿江熟悉地形的壮士，计划在淮西的安丰和淮东的山阳设立两处军屯，作为北伐基地。但他对韩草率行事、仓促北伐又持不同看法，认为北伐必须长期做准备，“更需20年”（袁确《清容居士集》）。因此在这首词中，他一方面支持北伐，要人们不要忘记四十三年前金兵南侵不堪回首的历史，也不要忘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今日沦陷区现实，并表示自己虽老但老当益壮，要为北伐出力报效。但另一方面，又要执政者记住刘宋时代刘义隆仓促北伐的历史教训，要做好准备，慎重从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历史回顾、时间推移来完成的。比起杜甫的《阁夜》，辛弃疾的《永遇乐》在时间推移上又多了一层。首先它由诗人所在地镇江联想到镇江一带的著名古人，选取的对象又与北伐大业有关：一个是孙权，他联合刘备抗击南侵的强曹，也赢得对手的尊重，使曹操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就是辛弃疾感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的原因所在；另一位是刘裕。晋安帝义熙五年（409）4月，身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掌控了东晋政权的刘裕出兵北伐，攻灭南燕，生擒燕主慕容超。义熙十二年，刘裕再次北伐，一直攻到长安，灭掉后秦。诗人通过对他们的称赞与怀念，也表达了自己对朝廷北伐主张的支持态度，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男儿西北有神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只不过通过时间推移怀古的方式来表达，显得更为含蓄和深沉！时间的再次推移是到刘裕之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二十七年，这一年，宋文帝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派大将王玄谟北伐，结果被北魏打得打败。刘义隆在诗中称：“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辛弃疾重提“草草”地去“封狼居胥”，结果“仓皇北顾”这段往事，是要告诫当局，北伐虽势在必行但又必须慎重其事，要有长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通过这两个时间推移已表达了词人对北伐的基本态度，但仍意犹未足，还欲进一步的表达。下面的表达仍是通过时间的向前推移来进行，比起杜甫的《阁夜》，辛弃疾的《永遇乐》在时间推移上更繁富一些。首先是将时间推移到宋高宗三十一年（1161）.这年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想从采石渡江，遭宋军虞允文等痛击，退守扬州。然后提到此时距今已43年了，但北方仍沦陷在胡人手中。当年北魏主拓跋焘（小名佛狸）在镇江对岸步瓜山上的祠庙香火正盛。词人重提这段历史，不外要提醒当局不要忘记这段民族耻辱，再次表明自己支持北伐、收复失地的决心。最后，诗人又将时间推移到一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以赵国名将廉颇老当益壮为喻，暗示自己为国杀敌、收复失地的老而弥坚之志！从上面分析来看，这首词的主旨和词人主张的表达，皆是通过时间的推移在回顾历史中完成的。

　　这样的诗例还很多，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诗人由眼前的长江，将时间推移到八百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赤壁之战，由此来抒发被贬黄州，岁月流逝而壮志难遂的悲愤。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也是由眼前的岳阳楼将时间推移到安史之乱发生以来的这段岁月，由此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思亲怀乡的悲苦情怀！

　　上面所举之例皆是将时间向前推移，也还有时间向后延展的，如陆游的《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一生志在恢复，而且老而弥坚，我们只要稍微翻阅一下他晚年的诗篇就可知晓，如“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夜泊水村》），“僵卧荒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戌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时，由于投降派当政，诗人长期被削职在家乡务农，其报国理想、收复失地的愿望至死也未能实现。诗人临终前写了这首示儿诗，来表达他终生不能实现其理想壮志的悲愤。其方法就是将时间向后推移，设想有那么一天，北方的失地收复了，国家统一了。这个时候后人在祭祀的时候，不要忘记将这个大好消息告诉我。这种表达方式，不仅符合这位时称“小李白”的浪漫特征，也暗中表达了诗人对收复失地、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遗憾的是，在诗人之后，国家倒是统一了，但统一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而不是诗人期待的南宋。宋恭帝德佑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大军进逼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太后率幼帝和百官投降，南宋灭亡。作为不能屈节仕元的遗民林景熙，在国破家亡之际重读这首《示儿》，真是感慨万分，写下这首同样著名的《书陆放翁诗卷后》：“青山一发雨蒙蒙，干戈天南地复东。儿孙已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从这首感慨万千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陆游这首诗作的巨大影响。

二、时间的凝聚

　　这种手法和时间的延展相反，即把几年、几十年或千百年的经历、时态在铺叙、抒怀中突然来个凝聚，让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情怀浓缩在一个典型的场面或人物的语言、表情、动作之中，类似电影中的定格或特写，实际上是截取时间流程中的一个横断面，只不过它比一般场面更典型、更集中、更富代表性而已。如宋之问的《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宋之问（约656—712），字延清，虢州弘农人，弱冠即以文学知名。授洛州参军，累转尚方监丞。此公虽字延清，但并不清贞自守。被武则天看中经常随宴，写了许多拍马屁的应制诗，约占生平196首诗作的五分之一。先是谄事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张氏事败后又阿附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睿宗即位后，追究前愆，被从越州长史任上召回，流放钦州，最后死于贬所。他的一些著名诗篇多写于晚年的流放途中，即事即景，怀乡思亲，写得深情绵邈、缜密精工。《旧唐书·文苑传》称：“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这篇《渡汉江》即是从岭南返回故乡时所作。如前所述，宋之问一生有两次被贬，诗中所写的是谄事张易之兄弟遭贬后的情形。宋中宗神龙二年（706），被贬在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市东南）的宋之问被赦北归。这首诗就是描述他北归途中的感受。泷州在唐代，是个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诗人被贬在此，经历了一个寒暑，其生活上的困窘和政治上的摧残，想必都相当难挨。这里与家乡远隔万里，在交通信息均不发达的古代，亲人音信不通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但诗人没有也不可能在这仅20个字的短诗中去细数上述的种种苦难，而是来个巨大的浓缩：在时间上将经历寒暑的漫长岁月浓缩到一个短暂的瞬时；在空间上在将万里之遥的回乡路浓缩到临近家乡这个节点上，通个这个特定的时刻、特定的地点来抒发自己急切思乡但又忐忑不安的心情，非常符合诗人的特定身份和临近家门时的独特感受。因为诗人是个罪人，封建社会的刑律是要株连的。犯罪后不仅自己被贬荒州，亲人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再加上泷州地处蛮荒，亲人在经冬历春的漫长时间内又是音书断绝，当然更增加诗人的惦念和担心，而在临近家门时，自己长时间的担心也许就要变成再也无法回避或自我宽慰的残酷现实，当然会更加心慌气怯，甚至都不敢向来人打听一声。这个浓缩时空的表达方式，自然更能打动读者，甚至忘记他的人品而产生某种情感上的共鸣。因为通过这种浓缩的方式，这种情感已被舍去诗人自身的种种印记，而被放大为一个久居异乡、又与家人音信断绝的他乡异客的普遍感受，自然会引起有着类似遭遇的读者的情感上的共鸣！

　　思乡是一个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因为“人总是爱他的故乡的，尽管他乡的水更绿、山更清，他乡的少女更多情”（艾青）。宋之问在遭贬困顿中返乡是这样，贺知章荣归故里也是这样，而且两人都采取浓缩时空的手法，通过特定的一瞬来表现特定的情感: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回乡偶书》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市）人，盛唐时代著名的“吴中四士”之一。少以文辞知名，武则天证圣元年（695）进士，由国子四门博士累迁至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玄宗天宝二年（743）冬，上书请求返回故乡去做道士。当时玄宗正崇信道教，闻此举大喜，将贺知章家乡镜湖的剡川一曲赏赐给他，临行时并亲自赐诗，太子以下百官送行，可以说是百倍风光。但在这首回乡诗中，我们看不到丝毫矜夸和洋洋自得，有的只是一位久别归来时意味深长的人生感慨，而这正是所有游子返归故乡时共有的一种情感，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当然此诗成为人们吟诵不衰的名篇，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将几十年来对故乡深长的思念浓缩到踏上家乡土地这个特定的时刻，家乡儿童将这位归来的游子当成异乡来的客人这个特定的场面。通过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特定场面，通过这个让人唏嘘不已的特定时刻，将诗人对故乡的感情，对人生的感慨，通过浓缩显得更加凝重，也更加深沉。

三、时间的变形

　　佛家说，境由心造。人们在生活中都会有这种经验：同样的时间，在高兴时会觉得很短暂，忧愁时会觉得很漫长，所谓“欢愉嫌时短，忧愁觉日长”。中国古典诗人们即利用这一生活常识，创造出许多美妙的诗篇。

　　由于心境不同，时间变长的诗例，如南朝乐府中的《子夜歌》：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
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

　　南朝乐府的内容我称之为“三歌”，即：妇女之歌，作者的身份多为女性；都市之歌，都反映都市生活；偷情之歌，在两性关系上都为封建礼法所不容的相爱乃至偷情之类。这首歌表达的是一位女性对情人的思念。情人是因为约会没来，还是外出不在身边，这不得而知，总之情郎不在身边，辗转难眠，黑夜会觉得分外的漫长。诗人的高妙之处在于他把社会生活中这种常见的现象处理的很巧妙：这位女性明明是思念情郎而辗转难眠，她却怪夜太长，怪月亮太亮，这都让她心烦意乱，都让她难以入眠。下面两句更是精彩：冥冥之中好像情人在敲门，在呼喊她，于是她不由自主地答应了一声，但只是这位女性的悬想虚拟，因为诗中点破是“虚应”，是“想闻”。产生这种幻觉的原因是深度的思念，是“想闻”，才会出现“虚应”。而这美妙的种种变现手法都基于这个前提——“夜长不得眠”。篇首的“夜长”二字正是领起全篇的关键，而这个“夜长”恰恰是时间的变形！

　　类似的还有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置身抵御西夏前线时所作。范仲淹在西北边陲拒守四年，西夏强寇闻风丧胆，时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但家与国是有矛盾的，有时卫国就必须舍家。作为一代英杰的范仲淹也是位性情中人，他有为国之志，也有思亲怀乡之情。这首词就是重在表现家与国的矛盾，情与志的冲突，显得真切而感人。其中下阙数句，将将士们的思亲之情，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怅惘尽情加以挥洒和倾诉。“人不寐”的前提，自然又是时间的加长和变形。

　　在现实生活中，不止是忧愁会使时间变长，悠闲也会使时间变长，如陆龟蒙的《王先辈草堂》：

松径隈云到静堂，杏花临涧水流香。
身从乱后全家隐，日较人间一倍长。

　　诗人笔下的这位前辈是位隐士，诗人夸羡其隐居环境的清幽：静谧的堂前是条白云相偎的松径，堂旁的山涧开满杏花，使流水也带着芬芳。环境的清幽再加上隐者特有的清闲，所以给诗人的感受是：时间在这里仿佛已经凝滞，岁月显得格外漫长——“日较人间一倍长”。当然，诗人对这位前辈隐居环境的夸羡，也暗含自己的人生追求。陆龟蒙也是位隐者。陆龟蒙精六艺、工诗文，年轻时就“名震江左”，但因应进士试不中，再加上唐末政局昏乱、吏治腐败，所以在担任一段时间幕僚后就隐居于松江甫里，而且隐居之后不与流俗交，只是闭门品茶饮酒，以读书论撰为乐，即使朝廷以高士征召也辞不就。陆龟蒙这种隐士风度和洁身自好的行为赢得了士大夫们的敬仰和仿效，把他与春秋时的范蠡、西晋的张翰一道并列为“吴中三高”，建祠膜拜。但是，陆龟蒙并非是一位脱离现实的隐者，并非像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所说的那样，他的诗集中没有一篇反映现实的诗篇。相反，他的双脚一直扎在苦难的大地上，双眼也一直注视着民生的疾苦，我们只要读一读他那著名的诗篇《新沙》、《筑城词》就会同意这一点。就是这首诗也不例外，它并不是一首纯粹咏歌隐逸的诗，内中亦有对政局的惦念和民生的关怀，因为其中有句“身从乱后全家隐”。自己归隐，也许是人生志向的选择和归趋，但全家隐呢？妻子、孩子也一起归隐，这就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了。况且“乱后”二字也点出对时局的担忧。所以这首诗表面上看是咏歌隐逸，实际上暗含着士大夫在乱世的无奈和喟叹。这也为“日较人间一倍长”增添了新的内涵：不仅是时间仿佛凝滞，岁月显得格外漫长，同时也还有“挨日子”、“艰难时事何日了结”的感叹！

　　由于心境不同，时间可以变得漫长，时间也可以变得分外短暂。只要参加过应试考试的学子都会有这种体验，时间的车轮仿佛转的格外飞快，试卷还未做完，时间已到了。与友人相聚、与情人相会，也都会有这种感受，下面这首南朝乐府《子夜变歌》说的就是这种感受：

打落长鸣鸡，弹走乌桕鸟。
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只一晓。

　　前面已经说过，南朝乐府多为妇女之歌、都市之歌、偷情之歌，这首诗写的就是偷情时的感受：两人好不容易结合到一起，共度春宵，但天亮得太快了，转眼之间就又要分手。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它不说时间过得太快，而是抱怨公鸡不该报晓，鸟儿不该晨啼，似乎鸡不叫、鸟不啼天就不会亮了。最后说出自己的希望：“愿得连暝不复曙，一年只一晓”。这种看似无理的荒诞表达方式，却反映了一种真情：两人结合如此之难，希望永远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由于心情和主观愿望使时间变短的例子还很多，如同属于南朝乐府的《子夜歌》：“岁月如流迈，春尽秋已至。荧荧条上花，零落何乃迟”，诗人对时光的无情流逝，青春的苦短伤叹，使本来同样长度的时光变短了。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更是以高度的夸张将时间变形。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时间变形，除了上述的形式外，还有种时间上的回环，即由某一特定时刻出发，经过一番延展，最后又回到初始，如王安石《与宝觉宿龙华院》：“与公京口云水间，问月何时照我还？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钟山”？诗人与友人在京口（今镇江市）分别，当时的明月为友谊作证。经过一番人生颠簸，诗人又回到京口这个初始之地，再往下延展就是归隐钟山。杨万里《听雨》：“归舟昔岁宿严陵，雨打疏蓬听到明。昨夜茅檐疏雨作，梦中唤作打蓬声”，亦是采取同样的手法。所不同的是王诗是昔——今——未来；杨诗是昔——今。在时间的延展上，王诗的时间延展更长。

四、时空的交感

　　以上两节，分别从时、空两个角度解析中国古典诗人们处理时空变化的一些手法。实际上，这种处理往往是同时存在或交错进行的，即一首诗中既有时间的延展、凝聚或变形，又有空间的扩展或浓缩。如曾谈到的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所采取位置旋转的手法，其中有空间变化也有时间变化：从时间转换来说，是今宵——他日——今宵的回环，这将在下一讲提及；从空间转换来说，是巴山——西窗——巴山的回环转换。在中国古代作家诗词创作中，采取这种手法者很多，如陆游《逍遥诗》：“州如拳大真无事，日抵年长未易消”上句是对空间的改造，属于空间的浓缩；下句是对时间的改造，属于时间的延展。此诗是陆游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春任知严州军州事时所作。严州是南宋腹地一个贫瘠的小州，既不可能在民政上有所作为，又远离抗金前线，这对“一生报国有万死”、以收复失地为己任的陆游来说，无疑是种摧残和折磨。所以他在任上感到空间狭小、度日如年，上述两句分别对时空的改造，很好地表达了此时此地的心境。王安石的《萧然》也属于这种时空改造的组合，而且排列得很整齐“

萧萧三月闭柴荆（时），绿叶荫荫忽满城（空）。
自是老来游兴少（时），春风何处不堪行（空）。

　　这是王安石在熙宁九年（1076）再次罢相后，隐居金陵钟山时所作。此时，他在江宁府和钟山之间筑了一座半山堂，阵日在此间读书诵诗、谈禅出游，也不废著述。此诗即是吟咏他在暮春时节的感受。首句是时间，第二句是空间，第三句再是时间，第四句又是空间，呈现很整齐的对应关系。从空间来看，极力渲染春色之浓、之美；但从时间来看，又着意强调意兴阑珊、闭门独坐，与时间上的春色之浓、之美形成强烈的反差。王安石晚年诗作属意于闲适，写下相当多的雅力清绝、精工脱俗的写景抒情小诗，如《北山》、《南浦》等。但他并未忘怀世事，尤其对他一手推行的新法，更是念念于怀，不但写下《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等咏歌新法的诗章，而且惦念着政局的变化。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旧派秉政，王安石闻讯后苦闷异常，“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陆友《研北杂志》）。元祐更化，新法全面毁弃，使王安石深受刺激，第二年（1086）四月即去世。这首诗虽写在元祐更化前，但从“萧萧三月闭柴荆”、“自是老来游兴少”等诗句中，我们已看出端倪。

　　但在中国古典诗词中，这种整齐的时空组合并不多见，更多的是一句之中时空的交织，规则之中又有变化，如杜甫的《洞房》：

洞房（空）佩环冷（时），玉殿（空）起秋风（时）。
秦地（空）应新月（时），龙池（空）满旧宫（时）。
系舟（空）今夜远（时），清漏（空）往时同（时）。
万里关山北（空），　　　园陵（空）白露中（时）。

　　“洞房”是空间位置，“佩环冷”则点明季节，一句之中时空交织；第二句“玉殿起秋风”至第六句“清漏往时同”亦是如此，结构完全相同。第七句又起变化，只有空间变化，结句则又变成时空交织。《洞房》一诗写于漂泊夔州时期。杜甫此时已五十五岁，中原战乱仍未平息，返家无望，诗人对夔州又无好印象——“形胜有余风土恶”，于是更加思念故乡和惦念着国事：“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诗人在清秋之夜，以一个宫人的口吻，写出时代的感伤和个人的不幸。其中时空的不断交织转换，将今日的凄凉与昔日的鼎盛，故地的遥想与异乡的清冷反复呈现，其中又通过空中的“清露”与季节上的“秋风”将今与昔、故国与异乡连成一个整体，更加深了漂泊异乡的凄凉和战乱未息、故国难归的幽怨。可见杜甫是个善于处理时空变化的高手。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也采取同样的手法，只是时空变化更为繁富，变化多于规则：

六朝文物（时）草连空（空），天淡云开（空）古今同（时）。
鸟去鸟来山色里（空），人歌人哭水声中（时）。
深秋（时）帘幕千家雨（空），落日（时）楼台一笛风（空）。
惆怅无因见范蠡（时），参差烟树五湖东（空）。

　　第一句“六朝文物草连空”和第二句“天淡云开古今同”皆是一句之中时空交织，但两者之中又有变化：第一句是前“时”后“空”，第二句则是前“空”后“时”。三、四两句又变成单纯的空间和时间，五、六句则和一、二句对应，时空组合完全相同；七、八句则和三、四句对应，时空组合又不同于五、六句和一、二句的对应关系：三、四句是由“空”到“时”，七、八句则是由“时”到“空”。此诗是杜牧在宣州团练判官任上所作。这位与李商隐被时人幷称为“小李杜”的晚唐著名诗人，少有大志，读书时“留心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一心想挽唐王朝这座百年大厦于既倒。但是，事与愿违，到了34岁仅在州里担任一个低微的团练判官，内心的伤感惆怅可想而知。但宣州是个江南大郡，物产富庶，景色优美，尤其是宛溪两岸，人烟稠密，风光绮丽，李白就曾经称赞宣城是“江城如画里”。所以杜牧在诗中一方面赞叹宣州的秀美富庶，一方面又生发人生的伤感和惆怅。在表达手法上，空间描绘则明丽秀美，伴之以轻快的节奏和流畅的语调，格调明朗俊健；时间表述则重在抒发人生感慨，语调低回，情绪惆怅。通过这种时空交织和反复变化，出色地表达了上述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