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与石钟山

　　石钟山，位于鄱阳湖口东面湖口镇的两侧，北面峙于大江之边的名叫下钟山，南面滨临鄱阳湖的名叫上钟山。两山距湖口镇均一华里左右。《石钟山志》上合称为“双钟山”，又叫“双石”。

　　在地质构造上，双钟山均为低矮的石质小山，海拔约70米上下，相对高度约50米至55米，下钟山面积约0.3平方公里，上钟山面积约0.34平方公里。两山外貌都上尖下圆，状如覆钟。两山均由中石炭纪的石灰石构成，岩层走向为北东——南西，倾角约十度左右。由于滨湖临江，两山之间构成一个新月形江湾，湾头形成一块小小的冲击平原，湖口镇就座落在这块平原上。

　　上下钟山相较，下钟山山势较为险峭，又滨临大江，故有“江湖锁钥”之称【1】，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天国革命军在此驻守了近五年（公元1853——1857年），与曾国藩的湘军激战多次。著名的1855年1月之战，曾大败湘军水师，逼得曾国藩投水自杀，几乎丧命。今日山上犹有“太平楼”、“太平遗垒”等遗址。

　　下钟山石奇岩秀，林木葱笼，自古即为游览胜地。魏征、王安石、黄庭坚、郑板桥等都曾登临其境，并留下题咏。苏轼更是三次来湖口：第一次是元丰年七年六月九日（1084年7月14），其夜乘小舟泊下钟山绝壁之下，写了有名的《石钟山记》和一首五绝。诗云：“爱此江湖出，维舟坐终日。本从玩化理，不是荒逸游”【2】。第二次是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岭南惠州途经湖口，访湖口人李正臣，欲购其石钟山奇石“壶中九华”，写了一首《壶中九华》诗并序记载其事；第三次是建中靖国元年，苏轼遇赦北归，又访李正臣，但其石已为别人所得，苏轼惆怅不已，又用前韵续了一首《壶中九华》诗并序以自解【3】。不久苏即病殁于常州。由此可见，苏轼一生几乎和石钟山结下了不解之缘。石钟山上原有“坡仙楼”、“怀苏亭”，崖上刻有苏轼的《石钟山记》及名人题诗。一九四九年，“坡仙楼”处石裂，此楼连同崖上石刻一同崩落江底，今已修复。

二、关于石钟山得名的几种解释

　　关于石钟山的得名有三种说法：

　　一是主声派。认为水石相击的声音似钟，山是以声命名的。这派主张首推《水经》和《水经注》。郦道元认为山名的由来是因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4】。另一位就是李渤，唐宪宗元和年间，李渤由虔州刺史迁为江州刺史时，曾寻访过石钟山，写有《辨石钟山》一文，其中说道：“次于南隅，忽遇双石……诲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也……若非潭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不然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5】也是指出石钟山的石头能发出类似铜铁的响声，因此山乃以声而得名。主声派的第三位代表就是苏轼，尽管他“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但他仍属声派，只不过认为似钟声的不是简单的水石相搏，更不是小童持斧在潭上的扣石之声，而是山下石穴罅中风波出入的“涵澹澎湃”之声，以及水上“空中而多窍”的大石与风水相吞吐而发出的“窾坎镗鞳”之声。

　　另一派是主形派。认为山形似钟，故以形命山名。这派的代表有曾国藩。他认为：“上钟岩与下钟岩，其下皆有漏，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乃知钟山以形言非以声言之，郦氏、苏氏之言，皆非事实也。”【6】清代著名学者俞樾也主张形说。他从其亲家常驻湖口的湘军水军都督、兵部侍郎彭雪琴口中得知：下钟山“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上钟山亦空，此两山皆当以形论，不当以声论，东坡当日‘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7】

　　除形派、声派外，还有一派是主张形声结合的，即山既有钟之形，石又有钟之声。清人郭庆蕾即持此说。他在《舟中望石钟山》一诗中说：“洪钟旧待洪钟铸，不及兹山造化功。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8】指出山的形体既象铸成的洪钟，多窍的玲珑之石与波涛激荡，又发出类似钟磬般的声音。从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派主张是较符合石钟山得名的客观实际的：从形体上看，石钟山酷似钟之形。究其原因，乃与石钟山的石质结构有关。构成双钟山的石质主要是石灰岩，其化学成份是碳酸钙，长期以来受到含有二氧化碳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溶蚀，形成奇特的溶岩地貌，这在山体山下内外皆有表现：在山体表面形成溶沟、石芽、溶洞，但一般较小；山体下部，由于受到地下水及江水、湖水的溶蚀冲刷，溶洞特别发育，乃至整个山体下部都呈中空之状。由于有了这样的内部形状，再加上山体外形上尖下圆，孤峰块处于湾头平原之上，因此就宛如一座洪钟扣在地表之上，正如《石钟山志》所云：“上钟崖与下钟崖，其上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

　　从声音上看，石钟山下的石钟洞，系一发育于石灰岩山体内的穹形溶洞，如今仍处于溶洞的发育扩充阶段。当江、湖之水灌入洞，要浸没尚未浸没之时，风兴浪作，冲击洞顶与四壁，砰匐四起，余韵徐徐，酷似以物击钟，觥声四布，石钟山之名，正是由形、声这两方面酷似而得来的。

三、苏轼对山名的误断及其原因

　　苏轼虽属声派，但对声说未尝不疑。《石钟山记》就三处写疑：一疑郦元之说，因为“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二疑李渤之说，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三是对“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问择其一，二扣之”的附会之举，亦“固笑而不信也”。这三点怀疑归结到一点，就是他认为石在水中是不能鸣的，而石在岸上的敲击声又不似钟声，所以石钟山以声命名之说不能使他相信。遗憾的是，但他并不因为怀疑声说就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从地貌这个角度来思考，而是仍循着声说的方向去探寻，所以一旦发现石在水中确能发声：山下石穴罅以及当中流的大石都能发出“噌吰”或“窾坎镗鞳”之声，而且这声音又绝类钟声——如周景王之无射，魏庄子之歌钟一样不绝于耳，于是他就疑虑顿消，对声说大加叹服，感到“古之人不余欺也”。由此看来，苏轼在《石钟山记》是从怀疑声说起，至溺于声说终，从而导致对石钟山得名的误断。

　　苏轼是位知识很渊博的学者，治学态度又很谨严，平时连读一本书也要层层过滤“八面受敌”【9】，为什么在石钟山得名上会产生误断呢?我想大概有下面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他考察石钟山的季节所导致。石钟山附近的水位，季节变化是很大的。涨水季节与枯水季节的水位落差，一般都在12米左右。如1954年年平均水位为12.43米，枯水季节（11月至2月）平均为5.34米，而涨水期（5月至7月）月平均为21米，水位落差在15米以上【10】。因此涨水季节与枯水季节对山体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不会一样的。苏轼游石钟山是元丰七年农历六月初九，正是“夏日消融，江湖横溢”之时，山体下的石洞均己浸水中，所以山体中空状如覆钟的形体感他就无法感受到，相反此时水势浩淼，与山石撞击发出的响声更大，因此很难设想苏轼会从中空的山体方面去进行联想而得出合理的结论。俞樾所引证的彭雪琴之所以持“形说”，则与苏轼相反，他是在冬日枯水季节去石钟山考察的：“余居湖口久，每冬日水落，则山下有洞门出焉，入之……洞中宽敞，左右旁通，可容千人，最上层，则昏黑不可辨，烛而登，其地平坦，气亦温和，蝙蝠大如扇，夜明砂积尺许，旁又有小洞，蛇行而入，复广，可容三人坐，壁上镌‘丹房’二字，且多小诗……盖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故得钟名。明代的罗洪先是嘉靖二十五年春到石钟山的，也正值枯水季节。他先是在船上亲耳聆听了“风入水中波激荡，声穿江上石玲珑”石钟山发出的类钟的声音；又“临渊上下两山”，观其外貌“皆若钟形”，又从山麓的洞门入内，看“中虚外窾”内部构造，观察出类钟的形体感，从而得出石钟山“既备钟之形，又有钟之声”的结论，而这是洞门为水所淹没的盛夏六月所无法感受到的，“东坡舣涯，未见其麓，故犹有遗论。”【11】

　　第二个原因是由苏轼考察石钟山时的态度所决定的。对一个事物要得出正确的结论，一方面要对事物的本身进行反复的细心的观察，另一方面又要对它的周围进行周密而详尽的调查。罗洪先的形声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苏轼只是在一个深夜乘船一往钟山崖下，听到水声类钟就浅尝辄止，过其门而惜未入其室；另一方面他又小视渔工水师，不肯屈驾向了解情况的当地群众请教，反认为他们“虽知而不能言”。这样对环境既陌生，考察又没有深入，又不愿向熟悉情况的人调查，在这种考察方式和态度下，要想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结论，那就很难了，所以我认为，在《石钟山记》一文中，苏轼对前人的定论不轻信，不盲从，主张通过实际考察来决定然否，这种态度是可取的。但他的调查未免过于草率，而且又不肯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去询问渔夫舟子，所以写出的《石钟山记》尽管行文很美，但结论并不准确。

注释：

【1】见《石钟山志》。

【2】见石钟山“怀苏亭”碑刻。

【3】见《苏东坡全集》卷上，499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4】今本《水经》和《水经注》均无此段议论，这里只是据苏轼所引转述。

【5】见《新唐书》卷118，“列传第四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东坡文集·钟山”条，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7】俞樾《春在堂随笔·石钟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见石钟山碑刻。

【9】苏轼《又答王庠书》《苏东坡全集》卷下，357页，中国书店1986年版。

【10】鞠继武、潘凤兰《湖口石钟山》，见《地理知识》1979年第二期。

【11】罗洪先《念庵罗先生文集》卷五“石钟山记”嘉靖四十二年本，天一阁方志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