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薛涛故居与薛涛坟

　　今日四川成都的望江楼公园内，有一座亭院叫“枇杷门巷”，一些导游乃至成都市民根据王建诗句“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误以为“枇杷门巷”就是薛涛故居。其实这是误解，首先，薛涛门前种的是“琵琶花”，而不是“枇杷树”。琵琶花与杜鹃花相似，属草本，与木本的枇杷树是两码事。再者，万里桥并不在今日的望江楼公园内。薛涛一生，除了在今四川境内北部的松潘和南部荣县的竹郎庙等地作过短暂的居留外，主要时间是在成都度过，成都市内的居所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南郊浣花溪旁的万里桥，另一处是在城西北的碧鸡坊。在万里桥居住的时间最久，整个中青年时代大多在此度过，时间始于贞元五年（七八九），原因与韦皋对薛涛的处罚有关。据有关史料记载，薛涛入乐籍后，因其机敏巧慧又娴于诗文，深得当时西川节度使韦皋的喜爱。蜀中官僚看到了薛涛在韦皋身边的重要作用，于是纷纷巴结薛涛，并且企图通过薛涛贿赂韦皋。《薛涛传》记载：“使车至蜀，每先赂涛，涛亦不顾嫌疑，所遗金帛，往往上纳。皋既知且怒，于贞元五年罚薛涛赴松洲（即今四川省松潘地区）”。从“所遗金帛，往往上纳”来看，薛涛并未受贿。之所以“不顾嫌疑”介入地方与节度使之间政务，只不过想发挥自己的才干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罢了。但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是不可能让一个地位卑微的歌伎介入的。即使韦皋内心器重，也不敢抗拒强大的习惯势力和社会舆论，必然要用处罚薛涛来表现自己的“公正”和“清廉”，薛涛也就必然成为封建政治的牺牲品。薛涛在被贬松州之后，曾写了数十首诗献给韦皋。从现存的《十离诗》、《罚赴边有怀韦相公》等十几首诗来看，主要是抒发身处异乡的孤独之苦，希望能打动韦皋，从边地迁回。但内中也不乏明朗之色、慷慨之音，甚至公开表白对罚边的不满。如《罚赴边有怀韦相公》云：“黠虏犹违命，烽烟直北愁。却教严谴妾，不敢向松州。”诗中表明，胡人如此肆虐，你们毫无办法；一个小女子犯下过失，你们却大加挞伐，把我谴到胡势猖獗的松州。由此看来，薛涛秀丽文弱的外表下，仍藏着一颗倔强抗争的心。也许是由于献诗打动了韦皋，也许处罚薛涛的本身就是场政治游戏，不久，薛涛即由松潘赦还。此番远贬，使年轻的薛涛尝到了世路的坎坷，也看透了官场的险恶。

　　回到成都后，薛涛随即脱去乐籍，退居于西南郊的万里桥，在门前种满了琵琶花，过起了一种远离官场的自由平民生活。这就是友人王建在赠诗中所说的“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万里桥横跨于浣花溪上，它的西面是百花潭，与杜甫草堂相距不过一箭之地：“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杜甫《堂成》），杜甫草堂在万里桥西、百花潭畔，薛涛故居一个在万里桥畔、百花潭东，与杜甫草堂隔潭相望。薛涛在此处与蜀地的名公诗酒唱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章，王建的那首《寄蜀中薛校书》即写于此时。

　　薛涛晚年迁居于城西的碧鸡坊，就在汉代辞赋家扬雄住宅之侧。迁居的原因，可能是出于对边患的警觉。因为薛涛迁居后不久，唐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南诏国偷袭成都，将西南郊人畜掳去数万。如果薛涛仍是住在万里桥，就恐难逃此劫。薛涛在碧鸡坊建“吟诗楼”，每日息居其上。吟诗楼现为一栋木质两层小楼，位于今日的望江楼公园之内。楼右立山石，置爬山廊回旋直达楼上。楼下门楣上有一块黑底镏金匾额，上镌隶书“吟诗楼”。两边对联是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撰书。联云：“花笺茗椀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何绍基（公元一七九九——一八七三）当时任四川学政，此联作于任满离蜀之时。吟诗楼前遍植蜀地的特产粉簟竹，此竹通身粉白，似冰肌玉骨的婷婷秀女，使人联想起秀美的薛校书。风动竹影，婆娑有声，又像是薛涛在楼上低珍浅唱，细哦慢吟。楼上挂着清同治丁卯年（一八六七）举人包汝谐撰书的四首《吟诗楼感怀》。其一写道：“红叶萧萧响一楼，凉云团入锦江秋。美人芳草情同恨，茗碗临风吊薛侯。”很能代表游人至此的感慨。清人顾复初有首《蝶恋花·吟诗楼》：“眼底长江波沵沵，雪岭横眉，拂袖寒星倚。十万楼台斜照里，暮葭声断炊烟起。五色浣花笺上字，阁号吟诗不见吟诗妓。勋业韦张人老矣，钓竿摇动江天思”。词中抒发物在人亡的追思，也让人产生与《吟诗楼感怀》类似的感慨。

　　昔日的碧鸡坊，宋以后称薛涛井，晚清时在其旧址附近建望江楼，抗日战争时改称第一郊外公园，1953年又恢复旧名称望江楼公园。该园位于今日成都市西南的古护城河边，她的西面就是诸葛武侯祠和杜甫草堂。锦江水从园西北向东南缓缓流过，西面面对的则是千年积雪的岷山，其门联曰：“一水绕当门，滚滚浪分岷岭雪；双扉开对郭，熙熙人乐锦楼春”，倒是很清楚的注明瞭望江楼的地理位置。此联为无名氏作，另一门联为今人陶亮生所撰，则从人文角度对薛涛一生进行讴歌：“少陵茅屋，诸葛祠堂，并此鼎足而三。饰崇丽，荡漪澜系舟垂杨歌小雅；元相诗篇，韦公奏牍，总是关心则一。思贤才，哀窈窕，美人香草续离骚”，联中提到附近的诸葛武侯祠，杜甫草堂，元稹与她的唱和以及韦皋奏请朝廷封她为“校书”，皆是在肯定薛涛的为人和文学上的功绩。园内主要建筑除上述的吟诗楼外，还有崇丽阁、濯锦楼、漪澜堂、薛涛井以及讹传为薛涛故居的枇杷门巷。其中的崇丽阁是园内的最高建筑，位于“薛涛井古故处”（《华阳县志》）。高五层，俯视于锦江之畔，每层皆有飞檐耸起，檐牙高啄，飞阁流丹，极为堂皇富丽，故得此名。此阁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由马长卿、伍肇龄等倡导修建，历时两年竣工。开阁之日，四川学使文状元赵以炯、重庆镇总兵武状元田在田率先登楼，一时传为盛事。马长卿，华阳（今成都市）人，光绪巳卯（1879）举人，曾任松潘厅教谕。崇丽阁上有他撰写的一付楹联：“斯楼为蜀国关键，慨兵燹倾颓，人物雕谢，数十年满目荒凉，遗风顿歇。溯渊云妙墨，李杜奇才，轼辙名高，久经宇宙山川，沧桑千古；此地是锦江要会，爱舟樯上下，烟浪萦回，几多士同心结构，胜地重开。想石室英储，岷峨秀毓，江汉灵炳，且看栋梁桢干，砥柱中流”。联中盛赞蜀中人物，慨叹今日雕敝，叙述了修建崇丽阁的动因、经过和落成的胜景、可以说是篇袖珍版“修建崇丽阁记”。十年后，马长卿等人又募款在崇丽阁附近添修浣笺亭、五云仙馆、流杯池，又修复“吟诗楼”，今日望江楼公园的规模已始备。崇丽阁左面为“吟诗楼”，右侧则是濯锦楼。比起崇丽阁，濯锦楼显得小巧而清雅，隐藏于四川特产的粉簟竹丛深处，楹联亦如其楼，其门联云：“花影常迷径，波光欲上楼”。楹联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停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为清人顾复初所题。

　　薛涛殁后葬于何处？据四川《华阳县志》说是葬在城东南四里的黄家坝。宋代郑樵的《通志》甚至具指此坟即距薛涛井约一里左右，在一所民舍的旁边。据《华阳县志》载：薛涛殁时，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为撰墓志，并题碑“西川女校书薛洪度之墓”。今题碑已不存，唯存晚唐诗人郑谷的薛涛墓诗。诗云：“渚远江清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朱桥直指金门路，粉堞高连玉坛云。窗下断琴翘凤足，波中濯锦散鸥群。子规夜夜啼巴蜀，不并吴乡楚国闻”（《蜀中》之三）。诗的首联即点出薛涛墓在锦江之滨。按成都的护城河唯安顺桥(今称九眼桥)东面一段称锦江,颔联又说到朱桥,可见涛墓就在九眼桥附近。据清人熊斌《鸿雪偶存》记载，至少在清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薛涛坟仍在，位于“浣笺亭外里许”，“有大阜高丈余介其中，即薛涛坟”。坟的四周皆是竹林，“广可数亩，蔚然深秀”。四十年后，光绪九年（一八八三），浙西沉寿榕再访薛涛坟时，竹林已毁于兵燹，高阜亦夷为平地。“胜境日成旷址，墓址几不可辨”，只有旧碣尚存。于是，沉寿榕伙同易家霖、辜培源诸人，重加修葺，再镌墓碑，此址一直存留至今，在今日的四川大学校园南大门附近，郑谷的《薛涛墓》诗刻石以存留其间。

　　二、薛涛笺与薛涛井

　　薛涛不仅以才女闻名，她制作的“薛涛笺”，在某种意义上更为出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房四宝”中，“薛涛笺”深受文人和才女们的喜爱，往往是书写某种情思或记录某种“香艳”之事必不可少的载体，“薛涛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声要比“薛涛诗”大得多。所谓“薛涛笺”是指一种深红色小笺纸，是薛涛在万里桥居住时所创制的。如上所述，薛涛从松潘赦回成都后，立即脱去乐籍，闭门而居，专务时文酬唱。写作诗文，当然离不开纸。当时浣花溪一带多以造纸为业。薛涛在此基础上研制成一种深红色小笺，受时人所喜爱，称之为“薛涛笺”。该笺有两大优点：一是染色精工，二是短小实用。笺纸染色，并不始自薛涛，远在晋代就有了色笺。南朝梁简文帝萧纲雅好好宫体，为与咏歌艳情相适应，他专用一种粉红色洒花笺纸。这种笺，薛涛也曾用过，她在贬往松潘时给韦皋的献诗《笔离手》中就提到这种晋笺：“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与薛涛同时代的诗人范之凯，亦有“蜀地红笺为弟贫”之句。可见中唐时代，蜀地仍产这种粉红笺纸，而且很名贵。但薛涛笺又优于这种晋笺，她在晋笺基础上又将颜色加深，染色更精，创制成一种深红色小笺。至于薛涛为什么要将颜色加深，这与她的爱好有关。薛涛性爱深红，平时着大红衣衫，《寄张元夫》诗云：“前溪独立后溪行，鹭识朱衣人不惊”；爱的花也是深红色，如从叶到花都是赤红的朱槿和金橙花：“栏边不见蘘（ráng）蘘叶，砌下唯翻艳艳花。细视欲将何物比，晓霞初叠赤城家”（《金橙花》）；“红开露脸误文君，司蒡芙蓉草绿云。”（《朱槿花》）。就连粉白的棠梨花，她喜爱的也是不常见的深红色：“日晚莺啼何所为，浅深红腻压繁枝。”所以薛涛染笺，当然会选深红色。

　　但在宋代以后，又出现一种说法：薛涛不但创制了深红色笺，且创制了月黄、深青、深绿、浅云等十色笺。如宋人李石在《续博物志》中云：“元和中，元稹使蜀，营妓薛涛造十色彩笺以寄，元稹于松华纸上寄诗赠涛。”此后更是以讹传讹，谓十色笺皆为薛涛所造。其实，十色笺乃宋人谢景初所造。纸染色虽始自唐代，但唐代并无十色，到五代时也仅有红、青、金粉、银粉数色。后蜀时四川由于战乱，造纸业衰微。到宋时，社会安定，文化发达，造纸业又开始复兴。宋代谢景初在昔日造纸业繁荣的浣花溪专造十色笺，号为“谢公笺”。这十色据元代蜀人费着的《笺纸谱》记载，是“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十色”。大概由于产地也在浣花溪，人们很容易也乐于把十色笺讹为薛涛所造，这也是为什么讹传十色笺始自薛涛的原因。其实，费着在提到“十色笺”时也说到“薛涛笺”：“涛所制笺，特深红一致尔。”说得很肯定。比薛涛稍后的唐人和五代人在咏歌薛涛笺时，也都只是提到深红一色。如五代韦庄《乞彩笺歌》诗：“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及崔道融《谢朱常侍寄蜀茶剡纸》诗：“薛家凡纸漫深红。”可见，薛涛笺只有深红一色。

　　薛涛笺的第二个优点是短小实用。古代笺多用于长篇书札，所以笺纸需长大。况古人又有“批反”之习。所谓“批反”，本是下级呈文时在纸尾预留空白以供批复，常用于官司批状、诏书批答之类公文。中国向来是礼仪之邦，平日亲友同事间信件往还也仿此法，在信尾留空以示不敢于对方平起平坐，并不是真的要对方在信尾批答，这叫“敬空”。这样，笺纸当然要大一些。而薛涛制笺，唯专用于写诗，既然不是长篇书札，也就不需“敬空”。况薛涛又喜作七绝、五绝之类小诗，大笺既浪费又不好看，所以特制小笺，一张才八行，染以深红，确实优雅而精致。此笺风行后，人皆以为便，即使作书札亦用此笺。因为如一纸不够，铺写数张，更显其情重，于是风靡开来。薛涛笺的优点，主要在上述两点，至于纸质，据我在成都和北京等地博物馆所见，此笺纸质似不及色宣，甚至也不及同为蜀产的夹江纸。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四川薛涛笺，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宋应星是位科学家，也是为精通造纸的工艺学家，这话说得很专业。

　　说到薛涛笺，当然会涉及薛涛井。人们常认为薛涛笺是用薛涛井的水所制成，这又是误解和讹传。因为薛涛创制薛涛笺是在城西南郊万里桥边的浣花溪畔，而薛涛井却在城东郊的薛涛墓旁。薛涛生前与此并无关涉，只是由于薛涛墓在井边，此井才得名“薛涛井”。后来从中附会出薛涛用此井水造笺之说。对此，明末人曹学全《蜀中广记》和清初人王士桢的《香祖笔记》都有辨误。《香祖笔记》明确指出此井在锦江东面，又叫玉女津，明代的蜀王用此井水造笺纸——“薛涛笺”：“明时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涛井水，制笺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贡京师。近督抚、监司募工仿制，殊不能佳。予使蜀时访之，井旁石臼尚存，雕镌精丽。井在锦江东，亦名玉女津也”。明人包汝楫《南中纪闻》则说民间亦用此水制笺，说得神秘而又浪漫：“薛涛井在成都府，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泛滥。郡人携佳纸向水面拂过，辄作娇红色，鲜灼可爱。但止得十二纸。岁闰，则十三纸。以后遂绝无颜色矣”。

　　蜀藩王在此制笺时，井旁曾建有堂屋数楹，并有吏卒看守。至于“薛涛井”的题名碑刻，则到清代才有。清康熙三年（公元一六六四），成都知府翼应熊手书“薛涛井”三字，镌碑立于井侧。干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编修周厚辕与成都府通判汪俊等游薛涛井，又题诗并镌碑于井碑之侧，今皆俱存。题诗曰：“万玉珊珊凤尾书，松花篱近野人居。井栏月坠飘梧影，素发飘飘雪色如”。薛涛井的许多题咏中，最见个性的是《官场现行记》作者清初四川人李调元的一首七绝：“不见薛笺唯见井，琅轩千万绿阴阴。何人刻竹留题满，我欲编诗入笑林。”此诗一出，“后人不复敢题矣。”

　　三、《筹边楼》诗与薛涛的相关酬唱

　　薛涛虽是歌伎，却志向高洁、胸有韬略，关心国事边陲。她有首写给西川节度使王播咏菊诗，诗中以菊自喻：“自有兼材用，那同众草芳。献酬樽俎外，宁有惧豺狼”，可以看出她人格上的自恃。在《罚赴边有怀韦相公》、《贼平后上高相公》、《送卢员外》等诗作中，亦可看出她对军阀割据、外族入侵等内忧外患的态度。薛涛的政治襟怀，在她与李德裕酬唱的《筹边楼》一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十四州。诸将默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在成都建筹边楼，其意并不在登览，而是与当时西川一带军事形势有关。西川的南面与南诏接壤，西面与吐蕃相连。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南诏大举犯边，败西川兵于邛州（今四川邛崃），遂陷之。十二月更攻陷成都西郊，停留十日，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太和四年，西川节度使郭钊应付不了这种严峻形势，上书告病求代，朝廷命义成节度使李德裕改任西川节度使。李德裕（787——849）中唐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字文饶，赵郡人。武宗时拜太尉，封卫国公，执政六年，建树颇多：内驭宦官，外平藩镇，支持武宗灭佛，朝廷一时呈中兴之势。李德裕到任后，立即治军备战。一方面“日召老于军旅、习边事者”了解情况，并亲自“访以山川、城邑、道路险易、广狭远近。未逾月，皆若身尝涉历”，筹边楼就是在此背景下建造的。李德裕在楼内四壁绘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划其上，故名之为“筹边楼”，战备的目的十分明显。

　　作为与李德裕过从甚密的诗友，薛涛对李的建楼用心和治边之策是深为体察、也深为嘉许的。所以她在诗中不但夸张筹边楼的高峻，可以平临云鸟，而且强调它“壮压西川十四州”的气势和声威。在薛涛的眼中，筹边楼就是治边有方、又具有驾驭和统率能力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李德裕的化身，完全可以仗其气势、仰其声威，确保剑南、西川免遭外族入侵，和平而安定。后两句“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则是支持李德裕的安边之策，告诫守边诸将切勿因贪图眼前私利而轻开边衅，使西边的羌人安定下来，成为边陲的一道屏障。这虽是李德裕的安边之策，也表现了薛涛的政治襟抱明达见解。清人纪昀认为此诗“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做啸之思，非寻常裙履所及，宜其名重一时”。

　　薛涛的诗作遗失很多，从现存的诗作来看，多算不上一流之作，所以历来的唐诗选本也很少选薛涛之作。但这首《筹边楼》则是薛涛诗集中为数不多的上乘之作，就是在全唐诗中也可算是佳篇。此诗之妙，不仅在于其识见高远，表现了女诗人中少有的巾帼之气，而且在结构和表达方式上也有过人之处。诗人在短短的四句之中，把叙事、描景、抒情、议论四种手法结合起来并以议论为主，很好地表达了忧国之思与安边之策并举，感慨与劝戒交织这一创作主旨。诗的首句是描绘筹边楼的雄浑、高峻，用的是夸张和烘托之法。薛涛用站在楼窗前可以平临白云和飞鸟，来烘托筹边楼的高峻，这比实写直叙更为生动和形象，当然，烘托之中也略带夸张。第二句“壮压西川十四州”则意在渲染楼的气势，以抒情感慨为其基调。其中当然也有夸张，因为西川只有二十六州，加上东川十二州也只有三十八州。这种气势，不仅用“壮”字明白道出，更通过“压”字形象地加以表现。这个“压”，不仅有对外镇守，拒敌于西川之外之意；亦有对内弹压，防止川内生乱之意。薛涛此愿，并非无因。就在太和四年李德裕入蜀前，因南诏犯边进袭成都，山南西道募新兵千人前往救援。未等到成都，南诏兵已掳掠而还。节度使李绛遣散新军，而监军杨叔元与李绛有隙，激怒乱兵，杀李绛，屠其家，后被新任节度使温造弹压下去。所以薛涛在此突出一个“压”字是大有深意，对李德裕治蜀是充满期待的。

　　诗的前两句是针对筹边楼进行描绘和抒发感慨。接下去的第三句如果仍在楼上做文章，这样画面就会狭逼，内涵不可能丰厚，意境也自然不可能深远。因为绝句仅四句，没有给作者留出广阔的书写空间。所以历代的诗家都很注意绝句的第三句，刘熙载说“绝句的第三句要响”。唐人处理绝句的第三句大致有两种手法：一是大幅度的跳跃，二是画面突然转换，以求在较小的空间纳入丰富的情感和深远的意境。《筹边楼》采取得正是后一种写法：诗人由对楼的描绘和讴歌突然转为对边将对劝戒，表达一种对国事、边患的忧患意识。但从情感和创作主旨来看，诗人描绘、讴歌筹边楼，所寄托的亦是对内忧外患的担心和对李德裕镇蜀道期待，因此前后两句在情感上仍一脉相连，都是为了表达诗人的政治襟怀和对边患的关切之情。更何况，诗人以“最高层处见边头”作结，这“高层”在结构上暗中关合首句的“平临云鸟”，“见边头”则又和次句“壮压西川”形成鲜明对照，亦深得结构开合收纵之妙。

　　她作此诗后不久，与她长期相伴的孔雀死去，不久诗人亦病逝，时间应在唐文宗太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夏。因为卒时，李德裕有《伤孔雀及薛涛》一诗追悼。当时刘禹锡任苏州刺史，得此消息后写了一首《和西川李尚书〈伤孔雀及薛涛〉之什》。诗云：“玉儿已逐金环葬，翠羽先随秋草萎。唯见芙蓉含晓露，数行红泪滴清池。”诗中的玉儿即薛涛，金环、翠羽指孔雀。诗的前两句指明孔雀死后薛涛遂逝，后两句写闻此噩耗的感慨，时值芙蓉滴泪的清秋。四川的消息传到苏州，在信息迟缓的唐代，应有月余。以此推断，薛涛应殁于唐文宗太和六年的春天。

　　薛涛一生交游颇广，酬唱甚多，存有诗作七十多首。她与镇守四川的节度使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杜元颖、李德裕等均有交往并有献诗，与元稹、刘禹锡、王建等著名诗人均有酬唱。薛涛晚年所交游的名人，主要有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和贬在四川的著名诗人刘禹锡。与薛涛交往的著名诗人还有王建、白居易和元稹。王建有首《寄蜀中薛校书》，诗中提到：“万里桥边女校书，琵琶花下闭门居”，为后人研究薛涛提供了生平背景。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诗给薛涛，诗云：“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诗中反用刘晨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来打趣薛涛，看来两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与薛涛唱和的还有著名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白居易写过一首诗给薛涛，诗云：“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诗中反用刘晨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来打趣薛涛，看来两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元稹与薛涛更是风流名士对名妓，才艺相倾。之间留下许多佳话，也留下一段历史公案，直至今日仍让学者们争论不休。薛涛曾以自制的“薛涛笺”寄元稹，并赋诗云：“诗篇调态人皆有，细腻风光我独知。月下咏花怜暗淡，雨朝题柳为欹垂”。诗中回忆了两人月下咏花、雨朝题柳的诗酒唱和生活。诗题曰：《寄旧诗与元微之》，看来，直到老年，元稹在薛涛心中仍留着难以磨灭的刻痕。元稹也有《寄赠薛涛》诗给她，诗的结句是：“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对薛元之间的酬唱，从晚唐起，许多笔记小说如范櫖（lǜ）的《云溪友议》、计有功的《唐诗纪事》、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即以此为根据，敷衍出许多浪漫乃至香艳的故事来。元稹与薛涛的关系也是新时期元稹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争论的焦点是两人之间除了酬唱还有无交往，乃至产生暧昧关系。一部分学者如苏者聪、朱德慈、马晓光等仍持《云溪友议》、《清异录》以来的观点，认为元稹使蜀时曾与薛涛相会并有诗往来，甚至认为元稹在江陵时仍与薛涛“保持不清不白的关系”，薛涛《寄旧诗与微之》和元稹的《寄赠薛涛》皆是“道道地地的情诗”，“元稹、薛涛见过面是事实，两人有过一定程度的爱情关系也是确实的”。这部分学者为了给薛元姻缘增添左证，认为两人的年龄也相当接近，如朱德慈就认为“薛涛生年与元稹生年是非常接近的，甚至不无同庚的可能性。因此，在他们之间发生因缘关系，就年岁这一问题讲，是合情合理，无可咎责的”。苏者聪则据此判断元稹人品的卑劣，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元在男女问题上“一往情深”。她认为元稹“不但见女色即动心，且甚至听女色而怀鬼胎”，甚至认为从“宪宗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十几年来，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这种不正常关系”。但新时期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如卞孝萱、吴伟斌、刘知渐、冀勤、陈坦等均认为薛元之间只有唱和、并无交往，更无恋情。卞孝萱认为“元稹薛涛未曾会晤，仅有唱和关系”。其证据是严绶时任右仆射，不在成都，所以不存在《云溪友议》等笔记中所云遣薛涛往侍一事。吴伟斌亦认为历来传闻元稹轻薄好色并无历史根据，因而并不足信他指出：元稹出使东川时，薛涛在西川，两地分属不同节度使管辖，“元稹当时只是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有何神通，能召已入乐籍，且正受邻郡节度使宠爱的名妓前来入侍？”况且两人此前“从未谋面，又怎能无缘无故从西川赶到东川，与元稹‘相聚数月，形同夫妇’”？作者还指出，元薛二人年龄差距也大：“元稹奉使东川时，涛已五十岁，而稹年仅三十一”。文章还认为现存的元薛唱和诗“实为他人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