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乡乡所在地昌谷，是两山间的一块谷地，是个水陆交汇、山川形胜之处，昌谷北有凤翼山、汉山，南有女几山、梅鹿山，昌涧水从凤翼山和汉山间缓缓穿过昌谷向东南流注洛水。涧水两岸水草丰茂、杨柳婆娑，汉山也是“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宜阳县志·山川》）。附近的汉山上有汉光武庙，刘秀曾在此收编投降的赤眉军（《重修汉光武庙记》）；对面的女几山上有兰香女神庙，有着“女几化石”的神话传说。所以在唐代，昌谷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除上述帝王在此驻跸外，诗文名家张九龄、韩愈、皇甫湜、刘禹锡、白居易都游过昌谷。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唐代著名诗人，被誉为神童的李贺就出生在这里。

　　在群峰并峙的中唐诗坛上，李贺是位极富特色并对后人产生极大影响的青年诗人。他一生年促命短，只活了二十六岁（790——816）；身体瘦弱，史称他“细瘦通眉，长指爪”，他自己也说是阵日与药罐子为伴，而且早衰，不到十八岁就已出现白发，并且一根根往下掉。在短短的一生当中，生活道路也异常坎坷：他虽是个皇族，为陇西郑王李亮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其父李晋肃是个官卑职微的“边上从事”，晚年当过一段时间陕县令，在李贺刚踏上人生之旅时即已去世，留下他和母亲、姐姐和弟弟一家四口靠着几亩薄田度日。他曾在诗中描叙家中的困苦：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风雨之夜，伴随着舂声的，是差吏前来收租的敲门声；甚至连唯一的幼弟都养不活，要送到江南去谋生。自己在仕途上也是困踬一生、地位低下：他本可通过进士试而获朝堂之位，但因惧社会流言，避父亲“晋肃”讳而不去应“进士”试，到头来只能充当个“臣妾气态间”从九品的奉礼郎，郁郁不得志终生。

　　但是，短促的生命和困顿的一生，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才华、也最具有想象力的诗人：他幼为神童，声名早播，七岁即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师”。以至当时的文章巨公韩愈和皇甫湜曾联袂前往探看。成年以后，李长吉歌诗更以其出人意表的想象，奇诡幽冷的风格和极为浓艳、极富张力的语言使他和唐代诗坛乃至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一流大家并驾齐驱：他与盛唐诗人李白、晚唐诗人李商隐并称“三李”，与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齐名，称为“诗鬼”。他的诗歌风格被称为“长吉体”，对宋人刘克庄、谢翱，元人萨都喇、杨维桢，清人黎简、姚燮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他生活的中晚唐时代也极负盛名，戴叔伦、韩愈、张碧、沉亚之、无可、齐己、杜牧、李商隐、陆龟蒙、皮日休等二十位多名家皆称誉过其人其诗。李商隐为之作传，称其为“奇才”；张碧是称其能“补造化”；吴融赞其诗歌的特色是“刻削峭拔，飞动文采”，齐己称赞贺诗“巧夺天工、无险不入，能抉赤水之虹、昆山之玉，两手掀翻蓬莱”。最形象而全面地对李贺诗歌风格作出描绘概括的当数杜牧，他在《李贺诗集序》中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形容和赞誉长吉歌诗，其中最后一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荒诞虚幻也”几乎成了贺诗诡谲风格的定评。李贺这位极富戏剧性的人物在人生谢幕时，还有个戏剧性的结局：据李商隐的《李贺小传》载：李贺将死时，有一绯衣人驾赤虬从天而降，手捧一诏书，说：上帝造了一座白玉楼，召李贺升天为此楼作记。这个传说虽然荒诞无稽，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李贺才华的高度评价和年促命短的深深同情：李贺不是死去，而是上天成神了。天帝造白玉楼，也要请李贺去作楼记。后代一些名家，也多以此传说为据来讴歌长吉，如北宋末年名将李纲称赞说：“长吉工乐府，字字皆雕锼……呕心古锦囊，绝笔白玉楼”（《读李长吉诗》）。元代经学家郝经亦叹道：“人间不复见奇才，白玉楼头耿孤洁。自此雄文价益高，翠华灼烁紫霓掣”（《长歌哀长吉》）。

　　李贺一生极为短暂，又由于官卑职微、不见经传，因此生前社会影响不大，一生行止缺少记载，因此给后人留下不少疑点，尤其是故里究竟何在、关于故乡昌谷诗中的相关地名以及最后几年在潞州幕府中的情形，皆留下一些空白和存在不少争论。前段时间，我在友人河南社科院文学所葛景春研究员的陪同下，对李贺故里以及相关诗作涉及地点进行探考，结合当地方志，比较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关于探考，另有论文发表，这里记叙的是探考的经过和一些结论。

昌谷、女几山和汉山

　　李贺故里究竟在何处？新旧唐书本传、李商隐《李贺小传》和杜牧《李贺集序》等史料均未提及。倒是李贺自己在诗中屡屡提及故居在昌谷，如《始为奉礼郎忆昌谷山居》、《自昌谷至洛后门》、《春归昌谷》、《昌谷北园新笋》等。宋代诗人张耒任福昌尉时，曾去昌谷探访过李贺故居，并写了两首诗《春游昌谷访李长吉故居》和《李贺宅》。北宋距中唐时间不久，因此李贺故居在昌谷似应无疑。昌谷属河南府福昌县，古称宜阳，因隋代在此建有福昌宫而得此名，今仍称宜阳县。但比起隋唐时的福昌县城，已东移二十多里，福昌宫的遗址所在处今叫福昌村，昌谷则在福昌村西十七里处。村北残存一座大殿，内供原始天尊和九天玄女等道教神祗，据宜阳县文联主席刘雷和宜阳电视台台长郅敬伟昌介绍，这里原是一座道观，建于清道光年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但并不是唐代福昌宫的遗址，从在往东北方约一里多地有一高垄，可见残存的土基，两人说这里才是隋唐福昌宫的遗址。今日福昌道观残存的大殿下约二十米处有一石碑，上述“唐代诗人李贺故里”八个大字，很多学者即据此碑将此处定为李贺的出生地，有本介绍李贺的书中作者还在此碑前摄一帧照片，作为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但我看碑上左下方的落款，为清同治年间所立。据刘雷和郅敬伟昌介绍，清末明初这座大殿乃改为学校，老师为教育子弟认真读书，福昌的神童李贺自然成为榜样，所以立碑以示教，但并不意味李贺就出生在这里。

　　李贺诗中经常提到的故乡昌谷所在地，唐代称三乡驿，今名三乡乡，是当时从洛阳通往长安大道上的一座驿站。三乡乡书记王定泽和“昌谷故里李贺研究会”副会长冯振伟带我们到今日三乡乡政府的后面，指着一条长长的辙道说，老人们称此叫骝马道，据说就是隋唐时的古驿道。据据《新唐书·地理志》：唐代诸帝东巡，三乡驿为必经之地，在此建有行宫兰昌宫，武则天、唐玄宗都曾在此驻跸，唐玄宗还在三乡驿题过诗，题为《望女几山》。驿道还有条河叫昌涧水，往东南流注洛水。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中原经济由于安史乱后遭到极大破坏，唐王朝的财赋主要取自东南，这里又是江南漕运的主要中转站，宪宗元和年间“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旧唐书·食货志下》），其经济地位的重要，可以想象。

　　昌谷不仅水陆交汇，也是山川形胜之处，它是两山间的一块谷地，北有凤翼山、汉山，南有女几山、梅鹿山，昌涧水从凤翼山和汉山间穿过在此注入洛水。那座被元稹咏歌而闻名千古的连昌宫就座落在昌谷水与汉水是交汇处。正因为昌谷水陆交汇、风景秀丽，所以在唐代也是个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除上述帝王在此驻跸外，诗文名家张九龄、岑参、韩愈、皇甫湜、裴度、刘禹锡、白居易都游过昌谷。梅鹿山上至今还存有刻着皇甫湜姓名的古碑，为清康熙四十六年立。张九龄是作为宰相陪同玄宗东巡止息于三乡驿的，并对玄宗题诗有首和诗，题为《奉和圣制早发三乡山行》。刘禹锡游览昌谷时玄宗的题诗仍在，刘还为此写了一首诗抒发感慨，题为《三乡驿楼伏睹玄宗望女几山诗小臣斐然有感》。昌谷今仍存有五华塔、魁星阁和竹阁寺等遗址。昌谷北面的汉山上有汉光武庙，刘秀曾在此收编投降的一万名赤眉军，汉山下的刘秀沟，据说就是赤眉军被收编之处（《重修汉光武庙记》）。汉山并不高，海拔仅一百多米，而且坡度不大，我和几位同伴开着越野车可以从山脚一直缓缓开到山顶。今日的汉山，全无志书描绘的“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的葱茏景象，几乎看不见林木，土黄色的山坡被开辟成一层层的梯田，田里长着稀稀拉拉的玉米杆，间或有些青青的山芋藤。土黄色的山道两旁，有一些小白杨树，可能是今日植树造林的结果。山上没有淙淙的流泉，也未听到鸟啼，更未见狐兔的踪影，整个山一片死寂，默默地相伴着山顶的光武庙。光武庙早已颓圮，只剩下庙前庙前石阙的两根立柱，据柱上落款，应是干隆年间重修的。大庙遗址的东侧，面对昌谷盖了座小殿，大概是缺乏基金又要表示虔诚，不得已而为之的。殿内供的不是光武帝而是原始天尊，两旁的壁画皆是因果报应故事，血腥且丑陋，可能是在民间神汉。巫婆的指导下绘制的。站在大殿廊下俯视昌谷，谷平如砥，林木青青，两侧的女几山、凤翼山、汉山如长长的手臂，圈护着诗人李贺的栖息之地——这个小小的山间平原，昌水如带从西北飘向东南，带着李贺的不灭的英灵在不远处汇入洛水，去拜见洛神。李长吉歌诗中有首《洛姝真珠》，学者多以为是咏歌洛阳美女的春愁，我倒以为是《洛神赋》的推演，咏歌洛神与曹植的爱情故事。此有另文专作考辨，这里只是提出此推论。

　　如上所述，李贺故居在昌谷，但昌谷是个方圆十几里的谷地，散落着西柏坡、后院、小寨、南寨、上庄、下庄等五六个村落，李贺故居具体在何处，古人未言及，今人多歧说，有人说是在“挨近大涧沟北面锐峭长圆形山头的偏低山坡上”；这次同行的昌谷李贺研究会的副会长冯振伟说他经过多次考察，“认定李贺故居在上庄南寨一带”，“其它说法如说在大涧沟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毛泽东喜爱李贺诗，所以宜阳县委宣传部在1974年文化大革命高潮中，还组织了一次关于李贺故居的专门调查，认定故里是在西柏坡，并“统一宣传口径”，命令当地政府按此口径对外介绍，所以不少书籍文章在介绍李贺时，都以为李贺故居在昌谷西柏坡。其实，对李贺故居最有发言权的是李贺本人，另外还有宋人张耒。贺诗中有不少关于家乡风物的描绘可作为我们推断的依据，张耒到过李贺故居并留有诗作，在现有史料中，它与李贺时代最近。张耒在上述两诗中说到李贺宅的位置是“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南山当其门，列嶂俨环护”，“清溪水拱荒凉宅，幽谷花开寂寞春”。李贺诗中也说到“我在山上舍，几亩蒿硗田”，“长峦谷口倚稽家，白昼千峰老翠华”（《南园》十一），又说“舍南有竹堪书字，老去溪头作钓翁”（《南园》十一），“怡怡中谈笑，小弟裁涧菉”（《题旧梦》）。可见宅在山上，而且是在群峰中开的谷口处，附近还有涧溪环绕。按以上开列的环境来判定，似是汉山靠近昌谷的山坡上，隔着连昌河与凤翼山相对处。因为昌谷北面是凤翼山、汉山，南为女几山。张耒说“南山当其门”，肯定不是女几山。凤翼山离三乡驿较远，也较高峻，上面无法种田，汉山倒符合这个条件。上面提到，汉山与其说是山，不如说是个小高坡，海拔仅150多米，坡度平缓，我们乘坐的越野车沿坡一直开到山顶的光武庙。而且山顶平坦，除光武庙外，余皆为玉米和山芋地。可见贺诗说在山上有几亩蒿硗田是可信的。史载汉山“周围十里，古柏苍然”，“林壑茂美”，没有说它是“幽壑”、“峻美”，可见其平缓模样。为其有“林壑”，故居旁才会有涧溪环绕，才会有竹林，弟弟才会去涧里采菉草，自己也才会上山采石蜜。这也与张耒诗中的“连山忽中开，砑若敞双户”以及贺诗“长峦谷口倚稽家”吻合。

　　比起汉山，女几山要出名和秀丽得多，它是著名的洛水发源地，早在我国第一部地理神话著作《山海经》中就有女几山的记载：“女几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江”。至于女几山之得名，《太平广记》中说是此山乃仙女杜兰香得道成仙之所。其升仙处尚留一石几，故得名“女几山”。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又称之为“化姑山”，几仙姑道化之所。唐《元和郡县志》则对此山加以准确定位：“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县西南三十里”。大概由于此山秀丽多林木花果，宋以后将“化姑山”讹成了“花果山”。1986年，宜阳县人民政府决定统一口径，将此山统一称呼“花果山”，并成立“花果山旅游资源开发公司”，1991年，国家林业部正式同意成立“花果山国家森林公园”。

　　女几山的人文自然景观俱佳。据唐代杜光廷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女几山也是道藏中的七十二福地之一。山上有兰香女神庙，至少在李贺的时代还是香火鼎盛。李贺诗集中就有一首《兰香女神庙》，诗中的这位女神异常艳丽又极具神通：“密发虚鬟飞，腻颊凝花匀。团鬓分珠巢，浓眉笼小唇。弄蝶和轻艳，风光怯腰身”，“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锦鳞”，“踏雾乘风归，撼玉山上门”。诗中描绘的兰香女神庙周围汉山一带景色也异常优美：“松香飞晚华，柳渚含日昏。沙炮落红满，石泉生水芹。幽篁昼新粉，蛾绿横晓门”。上面提到的诗人和名流在游览三山驿时也多有关于女几山的咏歌：唐玄宗写过《望女几山》，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名相裴度出讨淮西叛军吴元济时，曾到过女几山兰香女神祠，祝祷平叛胜利，并刻石题诗：“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石示武夫，“后果如所言，克期平贼”。此时随军的韩愈未能陪同游山，却奉命写下一首和诗《奉和裴相公东征途径女几山》，诗中则表达了他游此山的渴望：“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情相公平贼后，暂携诸吏上峥嵘”。十年后的文宗大和二年，已闲居洛阳的白居易游历女几山，见此诗碑感慨万分，写了一首长达二百言的古风《题裴晋公女几山刻石诗后有感》。诗中表达了对名相裴度为民除害建功立业的敬仰和感佩，也抒发了今日老死林泉、世道沧桑的感慨。其实，游览和咏歌女几山的不仅是唐人，而是代有名流，宋代有蔡襄、邵雍、张耒，金代有元好问，明代有唐寅、魏云霄，清代有吕履恒、吕谦恒等。宋人邵雍在诗中竟发这样的感慨：“予看山多矣，未尝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险石若张旗。云气间舒卷，岩形屡改移。丹青难尽处，四面尽如斯”。

　　女几山如此历史悠久且闻名，为什么今日要将女几山改称“花果山”？我为此曾问过同行的宜阳县文联主席刘雷、宜阳电视台台长郅敬伟：按说，“女几”得名最早，历代名流对女几皆有咏歌，山上有女几和兰香女神庙，又有着裴度、韩愈、白居易的女几逸事和“女几化石”的神话传说，既有历史的深沈、文化的积淀又有神话的浪漫。而“花果山”则仅见于北宋《太平寰宇记》，只是作为“花姑山“的一个讹音和当地俗名，为什么宜阳政府要去古而取今，去正而从讹，去雅而从俗？至于把“女几石”改为“悟空戴帽”、将“兰香女神庙”改为“花果山庙”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回答是女几山很少有人知道，花果山则由于《西游记》今人人皆知，为了开发旅游事业，扩大宜阳的社会影响，县委、县政府对此命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实，由于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花果山水帘洞是他根据家乡山水而加以想象发挥，今日张家港市郊的花果山水帘洞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西游记》景点。宜阳县政府想把他们的花果山说成是正宗原版的《西游记》故事发生地，即是再多造一些水帘洞、大圣殿、取经石之类的新古董，再多找一些“权威”、“专家”来论证、写文章，恐怕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南园、北园和后园

　　李贺诗歌中描述故乡风物的诗篇共有近四十首，约占全部诗作242首的六分之一。这在中国古代诗人诗作中份量是最多的，其原因除了生活面比较狭窄，少与人交往沟通、再加上年促命短、阅历不富外，与此人内心较为封闭、与人亲合能力差，因而更转向对母亲合故乡的依恋有关。李贺诗作中除上面提到的南山（女几山）、兰香女神庙外，写的较多的故乡山水还有南园、北园和后园三园。李贺诗作中直接写南园的有《南园十三首》和《南园》，写北园的有《北园新笋四首》，写后园的则有《后园凿井歌》，共十八首。十三首南园诗是诗人辞去奉礼郎后回故乡闲居时所作，为研究李贺的乡居生活合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十三首南园诗涉及面非常之广，有描述南园春天美丽的田园风光和自己在故乡从事农活的情形（其一、其八、其九、其十一、其十三），采桑、缫丝等农家生活（其二、其三），有对藩镇割据的愤慨和要为国建功立业的志向（其四、其五），有怀才不遇、读书无用的慨叹，表示要改弦更张、弃文习武（其六、其七），有忆古叹今，借古人表达自己的归隐之志）（其十）等。写的最多的还是春天的南园一带田园美景“花枝蔓草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这是南园内开在草丛中娇艳的小花；“春水初生乳燕飞，黄蜂小尾扑花归”，这是写花上采蜜的黄蜂和掠水低飞的新燕；“泉沙软卧鸳鸯暖，曲岸回篙舴艋迟”，描绘的是春日暖阳下卧于沙滩的鸳鸯和绕着弯曲溪岸前行的小船。特别是最后一首（其十三）将南园一带的的远山、近水，麦田、柳絮，古刹、渔舟春日清晨到夜晚的美景描绘的十分美妙：“小树开朝径，长茸湿夜烟。柳花惊雪浦，麦雨涨溪田。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沙头敲石火，烧竹照渔船”。夜雾渐渐消散，蜿蜒在树丛中的羊肠小道随着天色转明而坦陈于眼前。小路两旁蒙茸茸的细草沾满夜露，显得湿漉漉的。诗人踏着朝露、沿着小到来到南园下的昌谷河边。柳絮纷纷扬扬，飘落在浅浅的河滩上像铺了一层雪，春阳下的麦苗死劲地往上窜，简直要涨破溪田！天色渐渐暗下去，远处的古刹传来阵阵晚钟声，一轮残月开始浮现在远远的女几山头上。渔人正在敲石取火，通红的火把将小船照得如诗如画。谁读了这首诗，都会感到诗人观察的细密和触觉的敏锐，也都会被诗人笔下的南园美景所迷恋。静谧又温馨的南园，对仕途坎坷、刚刚辞职归来的诗人无疑是最大的心灵慰籍。诗人还有四首关于北园的诗，皆是描写竹子的，从其中的“茂陵归卧叹清贫”、“斫取青光写楚辞”、“无情有恨何人见”等诗句来看，也是写于归隐之后，牢骚满腹之时，而且是借咏北园之竹来抒愤，但其中也透露出关于北园的一些信息：这是一所竹园，而且时间很久：“古竹老梢惹碧云”、“风吹千亩迎雨啸”；这所竹园是从李贺宅后的井旁一直延伸到昌谷河边：“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泥”。可是，这三园究竟何指并位于何处？学界一直议论纷纷，至少有三种主要说法：一种是在1974年毛泽东写给陈毅的《关于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之后，信中除了批评宋人不懂形象思维，诗歌“味同嚼蜡”外，着重提到“李贺诗歌值得一读”。伟大领袖一声令下，百万“革命大军”自然闻风而动，神州大地一片读李贺诗歌声。在这个大背景下，李贺诗歌中的南园、北园和后园居然还不知究竟何指，这怎么可以呢？于是，宜阳县委宣传部专门组织了个“工农兵李贺诗歌研究小组”，在三乡作了三天调查，然后得出“统一结论”，由宜阳县革命委员会向外宣布：“三园是以连昌宫为中心的三片竹林，宫南称南园，宫北称北园，北园的后面称后园”，这一结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定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李贺诗歌的论着，多采用此说。第二种看法认为是村庄名。钱仲联在《李贺年谱会笺》中即认为“昌谷后园、南园是连昌河汇入洛河处的两个村庄，后园即今日的后院村，南园即今日的南寨村”，“后院（园）村旁房后，竹林夹道，或即是李贺当年‘斫取青光写楚辞’之地”。第三种看法是杨其群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李贺研究论集》中提出的新看法，认为“园”与“原”通，即可种植谷物的平地。“北园”就是“昌谷范围以内丘岭‘可种谷给食之处’”，“可称昌谷北原”。至于南园则是“昌谷口以南与洛河交汇范围以内‘可种谷给食”的平地”，“可称南原”。我通过这次在昌谷的实际考察，倒是倾向于三园为三片竹园这种在“文革”中提出的说法。因为“文革”虽然荒谬，但也不是事事荒谬，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在“文革”中上天，第一颗原子弹也是爆炸于“文革”前夕的1964年12月，难道都会因为“文革‘而被否定和推翻？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言。只是需要修订的是，我以为三园的得名不是以连昌宫为中心来定位，而是以这三片竹园的相对位置而得名：大概位于今日南寨附近的这片竹园称南园，南寨西北今日上庄附近的竹园称北园，北园再往北靠近连昌河的竹园称后园。因为连昌宫的故址在下庄，南寨在其西，上庄在其西偏北，无法形成宫之北为北园，宫之南为南园这种地理概念。

福昌宫、连昌宫和玉阳宫

　　李贺在《昌谷诗》中曾提到福昌宫，在《三月过行宫》一诗中也说到从故乡到洛阳的路上经过一座行宫：“渠水红繁拥御墙，风娇小叶学娥妆”。李贺以后的诗人在提到昌谷和三乡时又涉及连昌宫，如北宋诗人邵雍就有《故连昌宫》一诗，并在《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中写道：“连昌宫废昌河在，事去时移语浪传”；明人的《玉阳宫记》和近代《河南通志》又提到玉阳宫，认为玉阳宫即是连昌宫。由于历代史籍对这三宫所在地及相互关系的记载存在混乱，当代一些学者以此为据所作出的解释就更加众说纷纭。根据我在昌谷的调查和对相关资料的判断，福昌宫和连昌宫在唐代为同一行宫，座落在昌谷；玉阳宫虽也在昌谷，但与连昌宫（福昌宫）并不在一处，而且也不是帝王行宫而是全真教道观。现将三宫的历史沿革溯源如下，至于详细的考证，将同上面的“三园考”一起有另文刊出：福昌宫为隋代行宫，建于隋炀帝大业初（公元605左右），据《隋书·地理志》此宫在宜阳。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将宜阳县更名为福昌县，县署就设在福昌宫旧址，遂将此宫遗物移至县东十七里的昌谷昌涧水与洛水交汇处，仍名福昌宫。大概由于昌谷风景优美，三乡驿又是唐代长安往洛阳驿道上一座重要驿站，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重建福昌宫时就建在这块改迁的遗址上，改名连昌宫，又叫兰昌宫。《新唐书·地理志》特注明是原福昌宫。从现有史料来看，唐人多将两宫浑称，如李贺在《昌谷诗》注中说“福昌宫在谷之东”，元稹那首名诗则叫《连昌宫词》。至于后人，则只称连昌宫而不再浑称，如前面说到的宋人张耒在《福昌书事言怀》“昌水行宫废”下注：“连昌宫，三乡东”。宋人邵雍有首诗题即是《故连昌宫》，在另一首《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中也写道：“连昌宫废昌河在”，也未见称兰昌宫者。至于玉阳宫则是位于三乡的一所道观名，遗址在今南寨村。1974年，宜阳县文管所罗国英在此发现《玉阳宫铭并序》，为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三月全真教掌门大宗师洞明真人祁志诚撰。据碑铭介绍，玉阳宫原名奉真观，始建于蒙古太宗窝阔台十一年（公元1239）。第二年祁志诚的师父披云真人宋德方云游至此，题名“玉阳”。在祁撰此碑记时，观前匾额已改为“玉阳宫”了。玉阳宫和连昌宫、福昌宫不是一回事，不仅性质不同：后者为帝王行宫，前者为道观；而且地理位置也不同：连昌宫在三乡驿东昌涧水与洛水的汇流处，邵雍《故连昌宫》诗中说得很明确：“洛水来西南，昌水来西北。二水合流处，宫墙有遗壁”。在《十五日别福昌因有所感》中也写道：“连昌宫废昌河在，事去时移语浪传。下有荒祠难问处，故槐枝秃竹参天”。今日两水汇流处有一村庄叫下庄，可能就是连昌宫遗址所在地。据下庄王功俭先生介绍，下庄村原来很大，有四条街，街上原有座泰山庙，大殿无梁，全靠斗拱支撑。村小学建在一个很大的庙院废地上，据传就是连昌宫遗址。玉阳宫碑出土处则在南寨，在下庄东，距两水会合处较远。另外《玉阳宫铭并序》中说得很清楚，此宫是“恢李马之故地基，拓地者四十亩，玉阳之邃境遂敞，房屋者几百数，变俗乡为道乡”。是在李马故基而并非是在连昌遗址上拓建的。铭文还引用了□□川樗栎道人秦彦容的《玉阳宫记》，记中说此宫是“南抱女几，北依连昌”。可见玉阳宫在女几山之北，连昌宫之南，与今日南寨的地理位置也相符。据调查，将连昌宫与玉阳宫混为一谈，始于何继麟的《重修玉阳宫》碑记。此碑立于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由玉阳宫“知观道士王教松、门徒范演立，儒学生员何继麟撰，寿安杨静镌”。此碑于1994年在三乡镇东五里的东柏坡发现，碑下部已残缺，中间有的字已漶灭，但仍可见“天宝之末，禄山乱斯宫遂湮□□□□，因遗址建之以宫，更名玉阳，塑以老子兼以上帝”。这位乡村秀才将玉阳宫和连昌宫混而为一，其后近人编的《河南通志》则以讹传讹，说“连昌宫，一名玉阳宫”。于是一些学者辗转传抄，信乎不疑了。

李贺诗歌与故乡风物

　　李贺从小就生活在这名山秀水之间，成年以后也多次返回故里闲居。地杰人灵，李贺一生写下那么多秀美而神奇的诗章，与故乡风物的陶冶有很大的关系。故乡风物是昌谷诗中经常表现的对像，也是形成李贺或艳丽或幽冷诗风的主要动因，甚至对李贺封闭内向性格的形成以及多言鬼神创作倾向的产生都有很大的影响。李贺为人异常脆弱又异常敏感，这种性格的形成与他早年在昌谷的生活环境和创作习惯有很大关系。直到十八岁离家赴洛阳前，李贺就一直处在这样一个清幽又自我封闭的山居环境之中。大自然的清幽陶冶了诗人的纯情，也培育了诗人的敏感，但也使诗人的生活面极为狭窄和单调，《新唐书》本传对李贺的这种生活有段记载：

　　（贺）每日旦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非大醉、吊丧日率如此，过亦不甚省。母婢探囊中，见所书多即怒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而”。

　　早上出去观风赏景，寻找诗材，激发诗兴，晚上回来整理创作素材和佳句。日日骑着一匹瘦马、伴着一个书童，再加上一个阵日为他耽心的母亲，这就是李贺在昌谷的全部生活内容。这种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自然会形成落落寡合的性格和孤寂愁苦的心态。而这种内向性格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心理定式，即使走向社会后也会本性难移：在洛阳求职时他是闭门著述、苦思冥想；在长安任奉礼郎时也是下班回家，闭门独处；即使在漫长的旅途上也是“独骑往还京洛”。独往独来，罕与人交，整日浸淫在读书与创作之中。情感的闸门一旦向外封闭，情感就必然要向内心回流，李贺单调贫乏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天平向另一端倾斜——精神世界异常丰富和活跃。李贺诗歌多幻想、多写虚幻世界，都与这种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有关。

　　另外，李贺诗歌多言鬼神，杜牧就以“鲸呿鳌掷，牛鬼蛇神”来形容其荒诞风格，这种创作倾向的产生也与他早年生活和家乡环境有关。李贺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鬼神气息异常浓郁的环境之中。昌谷故居东北的汉山上有座“光武庙”，当年是十里古柏，林壑茂美，但到了李贺生活的中唐时代，这座曾经香火鼎盛、金壁辉煌的庙宇已是“颓圮残破，十不存一”了。神殿的破败更显得林壑的阴森，十里古柏更衬出古刹的神秘。李贺在其咏歌家乡的一些诗章中反复表现一种冷寂中的伤感和冥冥中的神秘，如：“南山何其悲，鬼雨撒空草……漆矩迎新人，幽圹萤扰扰”（《感讽五首》）；“古刹疏钟度，遥岚破月悬”（《南园》）；“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南山田中行》），未尝不是这座古刹荒寺给诗人自小就留下的心灵痕迹。从李贺的故居向东南越过洛河，对岸就是女几山，这又是一块弥漫着神话传说和滋生着鬼神因素的土壤。女几山因兰香女神的传说而得名。传说兰香女神在此山修道，功德圆满后白日飞升，留下一石几在修炼处，故得名为女几山。女几山高峻巍峨，石湍飞瀑，云环雾绕，再加上有上述传说，很容易产生一种仙山琼阁的神秘感。宋人蔡襄在《雪中不见女几山》一诗中就表达了这种感受：“宜阳南路是仙山，雪拥云埋缈霭间。洗眼看来无觅处，不知可复在人寰”。唐玄宗在路过三乡驿时也写了首望女几山诗，此诗《全唐诗》未载，但从读过此诗的刘禹锡所发的感慨来看，玄宗此时也产生了飘飘欲仙之感和创作上的冲动。路过其间都会产生这种心理，何况生活于其间，整个身心都浸淫于其中的李贺了。女几山上有座兰香女神庙，从李贺《兰香女神庙》一诗的描述来看，此庙当时香火鼎盛，从小就瘦弱多病的李贺大概也会随着众人或家人前来祈福消灾。这座女神庙不仅给李贺诗作带来终生难以抹去的鬼神气息，而且这位女神的容貌气度、神情也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成了他写女神、写女鬼，乃至写名姬、写美女的模板和模式。据李贺在《兰香女神庙》中的描述，这位女神是髪密眉浓、孤寂独处，身姿怯弱又带着淡淡哀愁。他后来笔下的仙女如贝宫夫人、湘妃，美女洛姝真珠乃至女鬼苏小小等多是浓眉轻愁，怯弱又孤独，多像这位兰香女神。由此可见，李贺早年幽寂又带有鬼神气息的生活环境，对贺诗多言鬼神，充弥“鬼气”的美学倾向是有较大影响的。

　　李贺故乡诗作中很多是写水的，如“溪湾转水带”（《昌谷诗》），“斜竹垂清沼，长纶贯碧虚”（《钓鱼诗》），“泉沙软卧鸳鸯暖，曲岸回篙舴艋迟”（《南园·其九》）“松溪黑水新龙卵”（《南园·其十二》），“溪汀眠鹭梦征鸿，轻涟不语细游溶”（《溪晚凉》）等。这对李贺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法皆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李贺在创作思想上有种反理性的美学倾向，往往有意识地打破客观世界的固有秩序，用自己的审美经验加以组合，喜欢表现一种折射的，甚至是扭曲变形的世界。而在大自然中，水具有特别的物性：既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但又是个倒影，是个扭曲变形的世界，很符合李贺反理性的美学倾向。所以在他包罗万象的二百多首诗作中，描写水世界的近二十首，约占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一。其动因，还是受故乡之水的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