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的高风亮节和政治军事成就，多有论著研究介绍，本文主要结合乡土风物介绍他在隆中的情形以及一生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

躬耕垄亩与博览群书

　　诸葛亮原籍是在琅琊阳都，其远祖诸葛丰是西汉元帝时司隶校尉，父亲诸葛珪泰山郡郡丞。诸葛亮兄弟三人：哥哥诸葛瑾，弟弟诸葛均，另外还有两个姐姐。诸葛亮大约在二岁左右，母亲去世，七岁左右，父亲又去世。这时哥哥诸葛瑾才十五岁，尚不能持家，全靠时为豫章太守的叔叔诸葛玄来料理和接济。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诸葛亮的家乡琅琊一带发生战乱，以至“鸡犬无余”、“无复行迹”，为避战乱，除长子诸葛瑾在琅琊留守祖莹外，诸葛玄与荆州太守刘表有旧，遂率诸葛亮等举家南下襄阳避乱。来到襄阳后，诸葛亮与其弟诸葛均便在刘表办的“学业堂”学习儒家经典，两个姐姐一个嫁给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另一位嫁给中庐（今南漳县）大族蒯家子弟蒯祺。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诸葛玄去世，诸葛亮便携弟弟到襄阳城西的隆中寓居。这年诸葛亮十七岁。直到建安十二年，随三顾茅庐的刘备出山离开襄阳，诸葛亮在隆中寓居了十年。

　　由于史料的匮乏，诸葛亮在隆中十年活动，我们知道的不多，但从他本人留下的诗文以及《隆中志》等有关史料来看，我们大体知道一些轮廓：

　　一是躬耕陇亩，自立自足。诸葛亮在后来的《出师表》中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也说诸葛亮在襄阳“躬耕陇亩，好为梁甫吟”。诸葛亮一家随叔父来荆州避乱，在襄樊一带并无祖业，叔父一死，随失去主要生活来源，只有自食其力靠躬耕度日，所以诸葛亮说他“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并不是谦词。另外，汉末天下动乱，赤地千里，据《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在避乱中常衣食不周，何况黎民百姓了。所以当时士大夫从事躬耕以免冻馁是很普遍的现象，如流寓东吴的徐州人步骘就“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书”（《三国志·步骘传》）；襄阳大名士也是诸葛亮的亲家庞德公还和妻子一道下田耕耘，上山采药（《襄阳志》）；另一位名士被称为水镜先生的司马徽也常在菜园内除草。所以，当时地位比他们低得多也年轻得多的诸葛亮说他亲自躬耕，应当是可信的，后人对此也无怀疑。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宋人曾巩就曾咏歌：“孔明方微时，息驾隆中田”。明代的吴绶也有诗赞颂诸葛亮的躬耕自给：“食力安生业，山前数亩田。雨晴耕白水，春暖放乌犍。东作思无逸，西成望有年。后来持此术，佰业富西川”。诗中不但赞颂诸葛亮在隆中躬耕自给，是尊奉周公《无逸》之教，而且他年轻时参加劳动这段经历，对后来治蜀重视农业、了解农事，使西蜀以农为本、佰业兴旺，也起了很大作用。据有关史料，诸葛亮的“躬耕田”有一百多亩，在乐山和旗山之间的诸葛亮冲。清代的郧襄观察使赵宏恩在康熙十九年曾做过具体丈量，确定当时的“躬耕田”为116亩，并在“躬耕田”旁立碑镌刻丈量的结果。今日的“躬耕田”约有20亩，在隆中景区老龙冲内，位于抱膝石之南，荷花池之西。

　　二是博览群书、刻苦求学。这方面史籍虽无具体记载，但也留下蛛丝马迹。十七岁之前，他与弟弟在襄阳的“学业堂”专心攻读儒家经典，叔父去世后，他担起生活重担，便像流寓东吴的步骘一样“昼勤四体，夜诵经书”。这些经书首先是儒家经典，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在他心中占有主导地位并支配着他出山后终生行为：《三国志·蜀书·甘皇后传》中记载诸葛亮奏请封甘夫人为昭烈皇后的理由是：“《礼记》曰：‘立爱自亲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在《与孙权书》中，指斥曹丕称帝是“汉室不幸，三纲失纪，曹贼篡逆”；在《治乱》一文中，又强调“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另外，这些经书也包括治国驭军理政所需的兵家、法家、道家、墨家、农家等诸子百家思想，使诸葛亮成为综汇百家，各取所长的治国能手，这从他出山以后的相业和治国方略中即可推断。他曾将《申子》、《韩非子》、《管子》和《六韬》手抄给太子刘禅，要他学习。其中申、韩是强调法制，管子是重农富民，六韬则是兵书。诸葛亮手抄（也许还有批注）给刘禅，是要他学习治国之策。此间动机，刘备也深知晓，刘备在白帝城病危时还在遗诏中提及此事：“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可见对其重视。同时，诸葛亮也是老庄淡泊无为旨归的信奉者，这充分体现在他的《戒子书》中：“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去世前，指示他的后人要薄葬节用：“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这又和墨家主张一致。可见诸葛亮阅读经书，既有主导思想又能兼采各家之长，以学以致用、达世知变为目的。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人们心目中的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能臣和贤相的典范，殊不知他的文学成就也相当辉煌。建安时代，以三曹七子为代表邺下文人集团，他们反映社会动乱、同情民生疾苦，抒写自己建功立业的壮志，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诸葛亮虽在西蜀，但其文章中流露的忧患意识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悲壮感，与邺下文人集团在内在精神上却遥相呼应，同样体现了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他于建兴五年北伐曹魏之前所写的《出师表》，分析三分天下中蜀国的危急境况，勉励刘禅继承亡父遗志，自强图存，充满危机意识。然后叙述自己受先皇三顾之恩，决心奋不顾身挥师北伐，“攘除奸凶，兴复汉室”，更充满一种悲壮感。表文叙事详明切着，说理透彻晓畅，感情真挚，不着雕采，朴实无华，完全可以代表建安前期的时代风格，也获得了后代诗人学者的极大尊重。杜甫在诗中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又慨叹“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陆游更是佩服不已：“出师一表真明世，千古谁堪伯仲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出师表》“志尽而文畅”，为“表之英也”。他的《建兴六年上言》（又称《后出师表》同样表现了不计成败利钝，一心为国尽忠尽节的高风亮节。其开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极显堂堂正正之气，成为后来正国体、讨逆贼的誓书名言，其结尾处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成为志士仁人为国尽忠尽节的座右铭。至于有人认为诸葛之文“文采不艳，而过于叮咛周至”，《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之辩解，把前后《出师表》比作周公之诰，都是动员令，对像又都是“众人凡士”，必须朴实无华而且要再三强调，这是由文章的功用和对象所决定的。

从《梁甫吟》到《隆中对》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自己“躬耕于南阳”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是一种托词。他并不同于后来的陶渊明，躬耕陇亩只是避乱的一种手段，待时而动则是其目的所在，正如清人在《抱膝亭跋》中所云：“虽在小隐，未尝须臾忘天下”。诸葛亮在隆中的一些言行也可证明这点：《三国志》本传说诸葛亮在襄阳躬耕陇亩之际，“好为梁甫吟”。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设计用二桃杀三士，《梁甫吟》即是咏歌晏子的才智：“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晏子是齐国的相国，贤明而有才智。诸葛亮经常在躬耕之余抱膝长吟此诗，他的期待值是十分清楚的。有次，他的好友孟公威动了思乡之情，想回北方老家去。诸葛亮劝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四方之志。还有一次，他与好友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在一起畅谈未来，诸葛亮对三位友人说，你们如果做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三人反问诸葛亮将来可以任何官职，诸葛亮则笑而不答，其志自然不是众人的刺史、太守之类。

　　正是从此远大志向出发，诸葛亮在隆中除了攻读经书，为今后治国理政汲取史鉴、积累经验外，还拜师觅友，在一起议论古今、品评人物，探讨天下大势，分析理乱之由，以此来开拓视野、增长才干和寻找政治上的同盟者。襄阳是当时的荆州首府，地处冲要、交通发达、经济繁荣，避北方战乱而南下的士大夫多盘桓于此，如王粲、司马徽、宋忠、綦母闿等，另外，这里地灵人杰，也有相当一批地方才俊，长辈如庞德公、黄承彦，同辈如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庞统、马良、马谡、廖化、杨仪等，他们多是诸葛亮的好友。其中有的成了诸葛亮的姻亲和保护人，如庞德公，有知人之鉴，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风骨凛然，多次拒绝刘表的延请不仕，诸葛亮虚心向他求教，“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庞德公也非常赏识诸葛亮，称其为“卧龙”，并让自己的儿子娶了诸葛之姐，两家结为姻亲。另一位沔阳名士黄承彦也非常赏识诸葛亮，亲自将自己的女儿许于诸葛为妻。黄承彦系出名门，他的妻子是襄阳望族蔡讽之女，荆州的水军都督蔡瑁的姐姐。庞德公亦是刘表着意拉拢的对像，他们成为诸葛亮的姻亲和对诸葛的揄扬，不仅提高了诸葛亮的地位和声望，而且对避乱荆州、身处异地、无依无靠的诸葛亮，也充当了政治上的保护伞。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如庞统、马良、马谡、廖化、杨仪等，则成了诸葛亮后来治理天下的同道和盟友，蜀国军事上、行政上的骨干力量。庞统曾率刘备主力挺进西川，去建立三分天下；马谡则率领北伐主力攻打曹魏，以至街亭一败则全线崩溃，诸葛亮只好匆忙撤兵，自贬自罚；廖化更是蜀国后期主要的军事将领，一直流传一句俗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司马徽、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这批人或是诸葛亮在“学业堂”的同学，或是至交好友，他们经常“晨夜相从”，谈古论今、揣摩学问，分析天下之势，这种切磋不仅开阔了诸葛亮的胸襟、增长了才干，而且由于他们的铺垫和荐引，使诸葛亮虽隐居隆中却誉满天下，这是刘备愿意三顾茅庐的基础和前提。在此之前，刘备曾访天下事于司马徽，司马徽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于俊杰，此间有卧龙、凤雏。二得其一，即可安天下”。徐元直在离开刘备时，更是郑重再三向刘备推荐诸葛亮，这直接导致了刘备三顾茅庐。正因为如此，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这四人后来虽皆仕曹魏，成为诸葛亮的政治对立面，但诸葛亮始终对他们心怀感激和敬意。诸葛亮任蜀国宰相后，在《于群下教》一文中回忆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他在北伐中还特意写信给司马懿，让其代问候孟公威。

　　“隆中对”是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刘备第三次去隆中拜访诸葛亮，寻求统一天下大计时，诸葛亮所作的对答。此事刘备身处新野小城，粮乏兵少，还备受刘表猜疑，又面临曹操大兵压境，可以说是危如累卵。但他在向诸葛问策时并无狼狈或沮丧，而是强调“汉室倾覆，奸臣窃命，主上蒙尘。故不度德量力，欲彰大义于天下”的使命感，以及在陷于困窘的今日，“然志犹未已”的不屈之志。另外，此时刘备已是久经沙场的四十七岁老将，诸葛亮则是未经风尘躬耕陇亩的一位二十七岁青年，但刘备却承认自己“智术浅短”，虚心请教“君谓计将安出”？正是这种礼贤下士坦诚谦逊的态度，以及为天下忧气度襟怀赢得了诸葛亮的信任，所以诸葛亮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这就是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的主旨是通过对天下大势的分析为刘备设计图存应对之策，它可分为三层意思：一是曹操、孙权各有自己的优势，不可图也不可与之争锋；二是刘备只有占据荆州并西进巴蜀，这样才能立稳脚跟，形成三分天下之势；三是在此基础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待机北伐，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应当说，这幅先三分，再一统的政治进取蓝图既现实可行又鼓舞人心，刘备和诸葛亮这对历代明君贤相的榜样，他们的完美结合正是建立在这副蓝图的基础之上。诸葛亮正是为了实现这幅蓝图而出山，而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隆中遗迹与历史沿革

　　隆中位于今湖北省襄樊市的西郊，距市中心约二十五里，地处鄂西北荆山山系的余脉，内中包括隆中山、乐山、大旗山、小旗山等山峦以及诸葛亮冲、广德寺冲等山间平原。山峦不高，最高的隆中山也仅海拔306米。但其间冈峦起伏、沟壑纵横，山林四季常青，溪水不断。《三国演义》描述刘备三顾茅庐时看到的隆中景色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较为准确地道出了隆中特色。

　　诸葛亮出山后，隆中的草庐保存了下来。据南朝人盛弘之的《荆州记》，云隆中孔明故宅“宅西友三间屋，基址极高，云是孔明避暑台”。另一位南朝人鲍在《南雍州记》中也提到“隆中诸葛亮故宅”。晋永兴年间（公元304—306）即在诸葛亮去世七十年以后，镇南将军刘弘到隆中，在诸葛亮故宅前凭吊，命太傅掾犍为人李兴着文，立碑纪念，则是隆中诸葛故居最早的一块纪念碑。据碑文所载，当时的诸葛庐已经只剩断壁残垣，成为“故墟”了。但到了东晋升平五年，时任荆州刺史别驾的史学家习凿齿游隆中时，武侯故居已整修一新，他在《诸葛武侯故宅铭》中形容此时的武侯故宅是“雕薄蔚采，鸱阑惟丰”，雕梁画栋，屋脊高耸，俨然是座庙堂，这就是隆中最早的武侯祠。南北朝时期，武侯祠不断得到维修，唐以后，其建筑规模更有所扩大。唐宣宗大中十年（公元856），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景让在维修武候祠时，亲撰《蜀丞相武乡侯诸葛公碑》，背面则是有名的晚唐散文大家孙樵撰的《刻武侯碑阴》。唐光化三年（公元900），昭宗李晔封诸葛亮为武灵王，御赐庙堂，并立《唐改封诸葛亮武灵王庙记》碑于庙堂之内。宋代的武侯祠也得到很好的保护，隆中也成了游览胜地，王安石、苏轼、曾巩等皆有纪游诗文。苏轼为一首古风《隆中》，抒发在武侯祠内见到诸葛遗像和对隆中山水的感受，诗中写道：“山中有遗貌，矫矫龙之姿。龙蟠山水秀，龙去渊潭移”。另外还专门写了篇《诸葛武侯画像赞》，称赞诸葛亮“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最后感叹说：“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宋人郑思肖、王柏和清人尹会一也都在看过隆中武候祠内诸葛亮的画像后，分别写有《先主三顾草庐图》、《武侯画像》和《武侯像赞》等诗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荆南道观察使吴绶对隆中武候祠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扩建，增建了三顾堂、古柏亭、野云庵，连同原有的躬耕田、梁父岩、抱膝石、老龙洞、半月溪、六角亭、小虹桥，合称“隆中十景”。但几年后武候祠却遭到极大破坏，这也是中国历代以权势毁坏文物典型的一例。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袭封襄阳王的朱见淑看中了隆中的山水，奏请皇上将隆中作为自己的寝陵所在。恩准后便毁掉诸葛草庐，迁走隆中书院，封山驱民，大造墓园。不仅原有的土木建筑，就连两晋唐宋以来的碑刻石铭，也毁坏殆尽。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为万世师，其聪明智慧也为后人所乐道。朱见淑此举，当然会招致天怒人怨，朱见淑并未能寿终。朱见淑一死，其子暂理襄阳府事的光化王朱佑稙就向朝廷上奏，声明“隆中亮庙历唐宋元皆知崇奉，实非异端淫祠”，该墓被毁，是乡民不能正确理解襄阳王的意图而导致，因此请求重建。正德二年（公元1507）明武宗批准建庙，并御赐匾额“忠武”。襄阳王朱见淑的墓亦存于隆中林间，仅为林草淹没的一抔黄土，块然独处于粉墙青瓦的武候祠之外。“江山若有待，花鸟更无私”，武候祠与襄阳王墓的兴废再一次说明历史的选择、百姓的好恶是公正无私的。当然也说明了中国的历史文物，仅凭个人的好恶，是无法得到很好保护的。

　　隆中在清代也进行过多次维修和扩建，主要有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郧襄观察使蒋兴祀的重修；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襄阳观察使赵宏恩在明襄阳王废陵上的重建武侯祠，并在草庐原址建草庐亭；雍正七年（公元1729）襄阳府事尹会一，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中宪大夫、湖北分守安襄郧道李学敏皆对武侯祠重修；光绪十四年至十九年（公元1888—1893）兵部尚书、湖广总督裕禄和湖北提督程文炳又进行大规模重修，并新建抱膝亭和“古隆中”牌坊。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蒋介石到隆中举行奠祭仪式，并为隆中题写匾额、楹联，并拨款新建淡泊亭、中正堂，重修荷花池和铜鼓台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1957年、1980年、1985年又多次对武侯祠、三顾堂、三义殿进行翻修，并新建了吟啸山庄、老龙洞等景区的建筑群。1994年1月，隆中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隆中名胜包括诸葛亮遗迹性文物和纪念性文物两大部分。属于前者的有：草庐亭、六角井、躬耕田、抱膝石、小虹桥、观星台、琴台、梁父岩等；属于后者有武侯祠、三顾堂、抱膝亭、明万历年间诸葛画像石刻、“古隆中”牌坊、草庐碑等。其中草庐亭即是当年诸葛亮在隆中居住之所，后人以《出师表》中“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草庐”作为屋名。现今的“草庐”是1987年重建的，在原草庐故址西五十余米。为一仿汉建筑，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四百六十多平方米，分为前后两个院落，由草堂、客房、卧室、厨房、内走廊构成。清人赵宏恩有首《隆中诸葛草庐诗》，写的颇有感慨，诗云：“汉季群奸探赤符，慨吟梁父独扶孤。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泣鬼文成何有魏，陨星人去失吞吴。劫灰不冷英雄气，襄水忠魂晓夜呼”。草庐内有些楹联也很能警顽起懦，如：“自来宇宙垂名，布衣有几；能使山川生色，陋室何妨”；“才须学也，自布衣而至卿相，耕读本始；法以威之，亲贤臣而远小人，纪纲当先”；“隆中山有幸，龙盘虎踞留遗貌；大业功未成，鞠躬尽瘁感后人”。原草庐故址则建有一座“草庐亭”，为双层六角亭，门额题有“草庐遗址”四字，两边石柱刻有一幅对联：“扇摇战月三分鼎，石黯阴云八阵图”。六角井原在诸葛亮宅院内，为诸葛在隆中的生活用井，现在三顾堂和草庐亭之间偏右。现在的井体为砖砌六边形，上有雕花的六块石栏，井口直径1.38米，井深5米。六角井最早见于习凿齿的《襄阳记》：“襄阳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曰‘葛井’”。鲍至在《南雍州记》中也提到该井：“隆中诸葛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明人王越咏《六角井》诗云：“一脉深沈起卧龙，风云未遂济时功。古今多少英雄泪，尽在先生此井中”。在隆中诸葛遗迹中，有关诸葛井的历史记载最详，井的位置也一直未变，所以，在诸葛草庐遭到破坏，尤其是在明孝宗弘治二年遭襄阳王朱见淑毁灭性破坏后，此井就成了判断诸葛草庐位置的主要依据。武侯祠是祀奉诸葛亮的祠堂，始建于晋，历经兴废，现在的武侯祠是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由郧襄观察使蒋兴祀重建的，建筑面积约1131平方米。乾隆、光绪年间以及进入二十世纪的1954年、1957年均做过维修，1973年还对大殿和二殿进行了改建和翻修。现在的武侯祠为四进三院的层台建筑，中院有左右廊房。大殿内供奉诸葛亮以及其子诸葛瞻、孙子诸葛尚的塑像。大殿两侧有东西配殿，西配殿叫“三义殿”，供有刘、关、张三人塑像，东配殿叫“娘娘殿”，为诸葛亮妻子黄氏的供殿。前面三个殿陈设八阵图拓片等诸葛遗物，后人写的楹联、诗文以及诸葛亮活动过的地方，如成都武侯祠、陕西五丈原、街亭、定军山等图片和介绍。武侯祠的右前方有座石牌坊，上刻“古隆中”三字，两边对联是杜诗：“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殿内的一些楹联写得也较好，如光绪年间滇南黎天才的“岗枕南阳，依旧田园淡泊；统开西蜀，尚留遗像清高”；道光年间知均州事尧城的“出处媲耕莘，寄命托孤，卓尔卧龙诚国士；忠勤昭伐魏，大星遽陨，咄哉司马叹奇才”；民国年间黄冈李云的“画三分，烧博望，出祁山，大名不朽；气周瑜，辱司马，擒孟获，古今流传”；今人陆定一的“智谋隆中对，三分天下；壮烈出师表，一片丹心”。咏歌武侯祠的诗文也很多，清人龚恺的《祭隆中诸葛武侯祠》写得感慨颇深，诗云：

载将芹藻到庐前，敬奠春风忆昔贤。
业济两朝卑管乐，图开八阵走云烟。
明知有魏难全汉，强事吞吴欲挽天。
二表孤忠苍碣在，至今松柏泣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