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记忆：狱中杂记---方苞
〔清〕方苞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中。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者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部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辞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辞无谋、故者，终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选自《四部丛刊》本《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关在刑部监狱里，亲眼看到死后从牢墙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个，有位曾任过洪洞县令的杜君，站起来对我说：“这是发生了瘟疫。现在天时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几个。”我向他询问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卧。而狱中设立了四个老监，每监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他在前面墙上开一个窗户照明，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两旁四间则没有窗户，但是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每到傍晚就锁门，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里，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到了寒冬，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开锁。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盗、惯贼、杀人要犯，却体质强壮，精力旺盛，被传染上疾病的十个中不到一、二个，即使有的得了病，随即又痊愈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轻罪被关押的人，以及被牵连作证而依法不该判罪的。”我说：“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什么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说：“近年打官司，案情较重的，京兆狱和五城御史衙门都不敢擅自判决；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归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机营私者以及掌理文书的小吏、狱官、小卒，都把多关押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一定千方百计拘捕到。一旦投入监狱，不问有罪无罪，必定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使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缴纳保证金，才放他迁出狱外，狱官估计他家财产来定敲诈的数额，得钱后官吏就坐地分赃。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倾尽家财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脱掉镣铐，住在监狱外的板屋，也得化费数十两银子；只有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被铐得很紧，以作为样子来警告其余的犯人。有时同是一个案子，案情罪行严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监狱外，而罪轻或无罪的人却遭受其害。这些人忧愤积结，饮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医少药，所以往往死去。”我见皇上有爱惜生灵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每次审察判决书，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寻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无辜者竟然到了这个样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发配到边远地充军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较轻以及受牵连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关在一座监狱里，不给他们上手铐和脚镣，这样，所保全而活下来的人能数得清吗！或者说：“监狱原有的五个牢房，定名为临时拘留所，让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这样即使实行过去的规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补益。”杜君说：“皇上开恩，凡犯罪官员住板屋；如今贫困犯人转到老监关押，而大盗中却有住板屋的人，这里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监狱里，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狱中的同官县僧某，先后得了传染病死去，都是不应该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也被牵连关押在老监，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并以杜君所说的话广泛核实，大家所说的都相同，于是我就写了下来。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叫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叫做“斯罗”。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勒索，穷苦的就当面对本人说。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有对那些被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作抵押品。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满足，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决时，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暂留的约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须缚到西市刑场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几个月才痊愈，有的竟成了终生残疾。
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年的小吏：“他们和被判刑者、被捆绑者，并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后对他稍微宽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吗？”小吏说：“这是做出规矩来警告其他犯人，并且惩诫后来的犯人；不这样做，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理。”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制刑具审讯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两，被打之后骨头微伤，病了一个多月才好；另一个加倍给钱，只伤了皮肤，二十天就好了；再一个给六倍的钱，当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样了。有人问小吏说：“犯人贫富不等，既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贿赂的多少来区别对待？”小吏说：“不分别对待，谁愿意多给钱！”孟子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真对呀！
刑部中的老吏，家里藏有假印章。公文下发到直属中央的各省，都被他们暗中更改，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句，执行的人难辨真假。只有那些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发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们还不敢这样做。法令规定：大盗没有杀人，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仅立刻处死主谋一、二人；其余的经秋季审讯，都可以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判决书上奏后，其中有立即处死的，刽子手已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就绑出来，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俩，因为把持公仓，法律规定应当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某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叛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伙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假如主审官再上奏请示，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某狱吏笑着说：“再上奏请示，我们没有活路，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这两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道理。”后来真的这样做了，列名末位的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主审官发觉后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始终不敢追究。我在监狱，还亲眼看到这兄弟俩，监狱中的人都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用某某人换下他们的脑袋的。”后来这个狱吏在一夜间突然死去，人们都以为是阴曹地府给他的责罚。
凡杀了人的，状辞上没有预谋杀人或故意杀人的话的，经秋审归入矜疑类，就可以免死。狱吏便乘机利用法令舞弊。有一个叫郭四的犯人，已经四次杀人，又以矜疑罪减一等，随后又遇大赦。将要出狱时，整天与他的同伙饮酒狂歌通霄达旦。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一一详细叙述，扬扬得意，就象在自我炫耀似的。唉！行为污浊、作恶多端的狱吏忍心于贪赃枉法，那不必去责备了；然而不明白治狱之道，好的官吏也往往把帮别人解脱死罪作为功德，而不研究具体的案情。他们使百姓蒙受冤枉，也太过分了！
奸诈之徒入狱久了，就与狱吏内外勾结，颇能赚大钱。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下狱，每年可以弄到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在外住了几个月，寂寞无聊。他有个同乡杀了人，于是就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者，一定要长期蹲狱，但最终不会被处死的。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援例减罪充军。李某叹息说：“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按旧规定，被充军的犯人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起来等候遣送，当时正值冬季，遣送暂停，李某写了状子要求留在刑部监狱，等候到春天遣送，他再三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失望地离开这里。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三四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十数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中。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者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部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辞，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倘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倘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惟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三四，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辞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辞无易，但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人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辞无谋、故者，终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选自《四部丛刊》本《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我被关在刑部监狱里，亲眼看到死后从牢墙的洞口被拖出去的犯人，每天有三、四个，有位曾任过洪洞县令的杜君，站起来对我说：“这是发生了瘟疫。现在天时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多到每天要死十几个。”我向他询问原因，杜君说：“这种疾病非常容易传染，得了瘟疫的人，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敢陪伴他同起同卧。而狱中设立了四个老监，每监分五个牢房。看管犯人的狱卒住在正中那间。他在前面墙上开一个窗户照明，屋顶开一个天窗通气。两旁四间则没有窗户，但是关押的犯人常常多达二百多个。每到傍晚就锁门，犯人的大小便都拉在牢里，臭气与食品的气味相混杂。到了寒冬，贫穷的犯人就睡在地上，春天一到，很少不生病的。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开锁。到了半夜，活人和死人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没有办法回避，这样得传染病的人就多了。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大盗、惯贼、杀人要犯，却体质强壮，精力旺盛，被传染上疾病的十个中不到一、二个，即使有的得了病，随即又痊愈了。那些接连死去的，都是因轻罪被关押的人，以及被牵连作证而依法不该判罪的。”我说：“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为什么刑部监狱关押的犯人如此之多？”杜君说：“近年打官司，案情较重的，京兆狱和五城御史衙门都不敢擅自判决；加上九门提督所搜捕查究的犯人，都归刑部拘禁。而十四司正副郎官中乘机营私者以及掌理文书的小吏、狱官、小卒，都把多关押人视作有利可图，所以，稍有牵连的人，一定千方百计拘捕到。一旦投入监狱，不问有罪无罪，必定戴上手铐脚镣，关进老监，使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诱他们寻找保证人，缴纳保证金，才放他迁出狱外，狱官估计他家财产来定敲诈的数额，得钱后官吏就坐地分赃。中产以上的家庭，都倾尽家财去找人取保，次一等的人家，只求脱掉镣铐，住在监狱外的板屋，也得化费数十两银子；只有极其贫困而又无依靠的囚犯，则被铐得很紧，以作为样子来警告其余的犯人。有时同是一个案子，案情罪行严重的，反而能居住在监狱外，而罪轻或无罪的人却遭受其害。这些人忧愤积结，饮食起居又不正常，一旦染病，又缺医少药，所以往往死去。”我见皇上有爱惜生灵的品德，和以往那些好皇帝一样，每次审察判决书，必然能在被判死刑的犯人中寻求出一些可以放生的人，而如今无辜者竟然到了这个样子。假使仁人君子向皇上直言：除死刑犯以及发配到边远地充军的重刑犯外，那些罪行较轻以及受牵连还没有结案定罪的犯人，可以另外关在一座监狱里，不给他们上手铐和脚镣，这样，所保全而活下来的人能数得清吗！或者说：“监狱原有的五个牢房，定名为临时拘留所，让那些正在打官司而没有结案定罪的人住。这样即使实行过去的规章制度，也可以稍有补益。”杜君说：“皇上开恩，凡犯罪官员住板屋；如今贫困犯人转到老监关押，而大盗中却有住板屋的人，这里面是可以仔细查究的啊！不如安置在另一所监狱里，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我一起被捕的朱老先生、姓余的青年，和狱中的同官县僧某，先后得了传染病死去，都是不应该判重罪的。又有某人因儿子不孝控告他儿子，左右邻居也被牵连关押在老监，呼天喊地一直到天亮。我十分感慨，并以杜君所说的话广泛核实，大家所说的都相同，于是我就写了下来。
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叫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叫做“斯罗”。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勒索，穷苦的就当面对本人说。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有对那些被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作抵押品。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满足，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决时，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暂留的约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须缚到西市刑场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几个月才痊愈，有的竟成了终生残疾。
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年的小吏：“他们和被判刑者、被捆绑者，并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后对他稍微宽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吗？”小吏说：“这是做出规矩来警告其他犯人，并且惩诫后来的犯人；不这样做，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理。”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制刑具审讯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两，被打之后骨头微伤，病了一个多月才好；另一个加倍给钱，只伤了皮肤，二十天就好了；再一个给六倍的钱，当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样了。有人问小吏说：“犯人贫富不等，既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贿赂的多少来区别对待？”小吏说：“不分别对待，谁愿意多给钱！”孟子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真对呀！
刑部中的老吏，家里藏有假印章。公文下发到直属中央的各省，都被他们暗中更改，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句，执行的人难辨真假。只有那些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发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们还不敢这样做。法令规定：大盗没有杀人，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仅立刻处死主谋一、二人；其余的经秋季审讯，都可以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判决书上奏后，其中有立即处死的，刽子手已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就绑出来，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俩，因为把持公仓，法律规定应当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某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叛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伙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假如主审官再上奏请示，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某狱吏笑着说：“再上奏请示，我们没有活路，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这两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道理。”后来真的这样做了，列名末位的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主审官发觉后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始终不敢追究。我在监狱，还亲眼看到这兄弟俩，监狱中的人都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用某某人换下他们的脑袋的。”后来这个狱吏在一夜间突然死去，人们都以为是阴曹地府给他的责罚。
凡杀了人的，状辞上没有预谋杀人或故意杀人的话的，经秋审归入矜疑类，就可以免死。狱吏便乘机利用法令舞弊。有一个叫郭四的犯人，已经四次杀人，又以矜疑罪减一等，随后又遇大赦。将要出狱时，整天与他的同伙饮酒狂歌通霄达旦。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一一详细叙述，扬扬得意，就象在自我炫耀似的。唉！行为污浊、作恶多端的狱吏忍心于贪赃枉法，那不必去责备了；然而不明白治狱之道，好的官吏也往往把帮别人解脱死罪作为功德，而不研究具体的案情。他们使百姓蒙受冤枉，也太过分了！
奸诈之徒入狱久了，就与狱吏内外勾结，颇能赚大钱。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下狱，每年可以弄到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在外住了几个月，寂寞无聊。他有个同乡杀了人，于是就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者，一定要长期蹲狱，但最终不会被处死的。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援例减罪充军。李某叹息说：“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按旧规定，被充军的犯人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起来等候遣送，当时正值冬季，遣送暂停，李某写了状子要求留在刑部监狱，等候到春天遣送，他再三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失望地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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