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文:《我的三晋》第四章
摘要:结束散文《我的三晋》,全书20章。
《我的三晋》
赵秀娥(禾文)山西
第四章:陶寺的王者气象
襄汾陶寺,一个在考古学上如雷贯耳的名字。这片位于临汾盆地南缘的遗址,面积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距今约四千三百年至三千九百年,跨越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代初年的关键时段。当考古工作者一层层揭开这里的黄土,一个远古王国的恢弘气象便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
笔者第一次了解陶寺遗址时,最受震撼的不是那些精美的玉器和彩绘陶器,而是那座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古老观象台。它由十三根夯土柱排列成一道弧形墙体,站在墙后一个固定的观测点上,透过柱间缝隙向东望去,恰好可以看到塔儿山上的日出方位。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些关键节气的日出点,都被精确地标记在了这道弧形墙上。四千多年前的陶寺人,已经掌握了如此精准的天文观测技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已经懂得根据太阳运行规律来安排农时,意味着他们已经拥有一批专职观测天象的知识阶层,更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超我们想象。
毫无疑问,陶寺已经具备了早期国家的核心要素。考古发掘揭示了一个功能分区极为清晰的都城格局:西北部是宫城,有大型夯土台基和宫殿建筑;东南部是仓储区,发现了密集的窖穴群;西南部是手工业作坊区,出土了冶铜坩埚残片和玉石加工遗迹;而普通居民区则分布在周边。这种规划布局,与后世商周都城的“宫庙区—仓储区—手工业区—居民区”格局一脉相承。更令人惊叹的是,陶寺的宫城外围还有城墙环绕,城墙基宽达八米,残高仍有三米多——这是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最早的史前城址之一。
那在礼制方面,陶寺更是展现出惊人的成熟度。大型墓葬中出土的礼器组合极为讲究:鼍鼓、特磬、土鼓等乐器,玉钺、玉琮、玉璧等玉礼器,以及绘有龙纹的彩绘陶盘。这些器物绝非日常生活用具,它们是权力的象征,是祭祀天地的法器,是等级秩序的物化表达。尤其是那件著名的朱书“文”字扁壶,壶身上用朱砂书写着一个清晰的“文”字——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书写文字之一。笔者以为,这个“文”字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意味着陶寺社会已经发展出了文字系统,哪怕还只是萌芽状态,却足以证明当时的社会管理已经复杂到需要文字来辅助记录。
这里再谈下个人对陶寺与尧都关系的判断。前文已述,《史记》明确记载“尧都平阳”,而平阳正在临汾盆地,与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高度吻合。更关键的是,陶寺遗址的年代与文献中尧舜禹的时代框架基本对应。陶寺早期约当尧的时代,中期约当舜的时代,晚期则可能已进入夏代纪年。笔者以为,陶寺就是尧都平阳,或者说,陶寺是尧都平阳最有力的考古学证据。那些在观象台上观测日出的“羲和”们,那些在宫城中发号施令的“四岳”们,那些在窖穴旁清点粮食的“稷官”们——他们或许就是《尚书·尧典》中那些古老名字的历史原型。
总而言之,笔者的观点很直接:陶寺遗址的发现,将“最早中国”的概念从夏代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它告诉我们,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汾河下游已经存在着一个高度复杂的社会,这个社会拥有天文历法、等级制度、文字雏形和城市规划——这些正是文明的核心要素。当陶寺的王者站在观象台上,看着春分的第一缕阳光从塔儿山后升起时,他或许并不知道,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将在数千年后被称为“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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