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资深牌儿”与“躺平式干部”

前边看过的数十页文字，都是在说苏东坡作为“中华第一吃货”的美事儿、乐事儿、趣事儿和尴尬事儿、糟心事儿、辛酸事儿，以及宁愿“消得一死”也要大啖河豚如“日啖荔枝三百颗”那般英勇之举。这回书终于来到我所喜欢的章节，叙到了属于苏东坡和其他古人之最爱的游玩上，并赫然冠以“超级驴友”的大标题，文中则替他谦称为“资深驴友”。

我也是认、读、写了几十年汉字的人，但自打像瞄见“新大陆”那货似地发现了“资深”一词之后，其间曾经有意念、无意识地参悟过多次，至今却仍未参透其内涵及外延，看来还是功夫没下到家。于是乎，我就胡想八想地想到了某些干部群众，从数十年前开始便引领另类新潮流，过上了“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按：这是男权主义者的说法，实则应当加双括弧补上“一件活、一双手”（或者“一件事、一张口），忙碌半晌不停休”）的安康日子。

这些干部群众当中，自然也包括如我等之常常被人虚虚地谀称为“资深牌儿”的所谓文化人、媒体人，已经混了几十年的大都像我一样花甲了，个别尚未花、旋即花者继续与那帮混了十几年者混同一片，见天在单位笑呵呵、乐融融，快活超神仙地混着。我暂时还拿不准，不知该不该照搬新潮的说法，称他们为“躺平式干部”。不过我认定，要是他们看到了陈鹏的书，发现苏东坡也是“资深级”，相信他们会欢呼雀跃，从骨子里深感“与有荣焉”，甚至像孙涛在小品中说的那样：“我骄傲！”

两天前中新网报道了一件不算有多新的新闻，说四川一个叫黄俊的“躺平式”干部自步入中年以后，认为一眼看到了尽头，遂奉行“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如不干”之策，从四十多岁起就坐等退休交岗，经常表现出“躺平”状态，最终受到法纪严惩，不仅被“双开”了，还被判一年、缓一年。我跟一些网友看法相同，认为小编水平不行，这哪是什么“躺平”？分明就是渎职嘛，另一些做法还触犯了刑律。

话扯远了，继续回到“资深驴友”苏东坡身上。

与后世“无穷匮也”的驴友们比起来，苏东坡似乎从未有过了无牵挂专心玩儿的时候，绝不像某些人那样在“玩命地混”了多少年以后“拼命地玩”，不知丢人打家伙为何物地疯狂暴走、跳广场舞，呼朋引类专挑“廉价团队游”外出惹事儿，到省内外、甚或出境去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打卡拍照完了便四处发朋友圈儿显摆、傻乐。

你看他，忙里偷闲去游玩个庐山，观后有感了随便写一首中小学生级别的《题西林壁》得了，要不就多花点儿时间、多费点儿神思，写几句“无限风光在险峰”那样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名句也行，好歹也算给人家景区宣传宣传、扬扬名多招揽点儿生意，没准儿除了发到各类纸质版文学报刊上挣点儿稿费以外，还能免费享受一顿美味大餐之款待，捞一笔数目可观的广告宣传费呢。他倒好，偏偏要写出那么严肃而沉重的警句，警告似地告诫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坚信，景区管理部门肯定不会高兴，会不会找他理论、算账我不好设想，最起码会在心里嘟囔着埋怨：好你个苏东坡，可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玩儿嗨了、写舒畅了，留下一句“只缘”就蹿了，可你那个好心办坏事儿的提醒很快就会妇孺皆知了，往后谁还会花着血汗钱买高价门票进来呢？远远地站在山外欣赏庐山的真面目，既省下一笔大钱，又获得了哲学上、人生上的教益，何乐而不为？

不过我们做后辈的、小辈儿的，也该宽宽心、开开窍儿，多了解了解、理解理解苏东坡。毕竟他处在那样的高位上，既然要写诗给人看，自然得像平时写文章、做报告、发表重要讲话那样，尽可能像模像样儿地端着，正儿八经用双关语以显水平，追求点儿象征意义，寓教于乐如古风。“他活得真累！”现今某些人曰，我投票赞同。

其实这一点，貌似与其父亲之师、他的师尊，由于“变法”而成政敌，私下却亦师亦友的王安石几如伯仲。

王安石官至“上书房级”，却从不贪污腐化搞各种不正之风，对个人享乐也从不介怀，生活上的节俭几乎要“令人发指”至目眦尽裂、撑碎眼镜儿。他把“民以为天”的“食”视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一顿粗茶淡饭便胜似去高档酒店、娱乐场所或上班之际、工作之便泡女人之快乐生活。至于拿着馒头蘸墨汁饱餐一顿都不叫个事儿，因为他平常“只吃眼前菜”，哪盘菜离得近就一直吃哪盘，穿衣戴帽也不怎么讲究，曾被誉为“囚首丧面”。

这方面，他的前后辈都有类似的韵事。书圣王羲之之妻给他上了馒头、蒜汁这两道大餐，半晌后却发现他手拿馒头蘸着墨汁吃得正欢，还连夸“美味”，仿佛墨汁是饭菜佐料的新型添加剂。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之时，曾一心二用把墨汁当成糖吃了。陈毅年轻时去亲戚家读书，用糍粑蘸了墨汁吃下去，弄得满嘴都是墨，还由此悟出一番哲理。国学大师黄侃在而立前供职于北大，把馒头伸进砚台、朱砂盒醮着吃，弄了个大花脸仍不自知。

说王安石跟苏东坡难分轩轾，一点儿也没冤枉他。你看他吧，闲暇时给自己放个假，给心灵找个放飞之地，登上飞来峰赏玩一把，余兴未尽便写它一首“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风格的打油诗算了，多少也能“聊发少年狂”呗。他却像苏东坡那样正经八百的，捻断数茎须、耗费脑细胞，硬是憋出了“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种立意厚重、逼人思考的时代课题。估计过不了多久，“个人游”、“团体游”和“廉价成员游”之类全都受不了这份压抑，飞来峰的愿景也会如三十多年后的西林壁般地泡汤。

比完他们俩，我觉得需要加个小注：刚才称其像伯仲、似轩轾，就像列宁喜欢引用的德国谚语说的“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那样，其实不够准确、精当。因为二者虽然都是在说双关语，但苏东坡明显像是个没有架子的文人、哲人和平民教育家，王安石则显然更符合惯于居高临下的政客、富豪和精英型公知的高贵身份。

就是这样一个王安石，曾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他被宋神宗任用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时，三十二岁的苏东坡刚刚为父丁忧完还朝，从十二年前就开始赏识他、扶持他的恩师般的欧阳修等人，皆因反对新法、与王发生龃龉而被迫离京。

以苏东坡的心性和傲气，自然不会屈尊改换门庭，就附异门别派，他一如师友们那样秉持与变法派不合拍的政见，遭受排挤也便在所难免。他觉得无法立足于庙堂，便申请外放，但一直无有下文。过了将近两年，宋神宗出面发了话，他才如愿到杭州当上通判。这又是为何？说来简单，可也并不简单，因为他最终没能忍住脾性，公然上书数落新法的弊病，惹得王大宰辅好恼，撺掇御史谢景找皇上告了他一状。

至于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间接的、深层的原因乃是他参与党争种下的根，直接的、表面的原因则在他自己身上，都是诗人气质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