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德，民族发展的动力

临峰愚叟

（重庆江津三线战士、杏坛底层一介布衣

孙传松，字恒苍，号临峰愚叟）

 

传统美德，民族发展的动力

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不平凡的民族，是一个真正值得自豪而骄傲的民族！

展开人类历史的画卷，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无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哪个国家没有断层画面？然而中国，也只有中国，上下五千年一以贯之，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并在很长时期内以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据统计，明代以前世界上主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的科技成果，百分之六十属于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又素有奉献精神，在与域外民族的交流中，中华文明如阳光，似雨露，对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特别是在中世纪，中华文明的西传，冲破了欧洲的黑暗，为欧洲划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萌生和发展，对整个世界的近代文明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无数的内忧外患，中国近代更曾遭受过列强的蹂躏与欺凌，然而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在血与火的磨砺中，百炼成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腥风血雨里，冶炼着民族之魂。经过近代严酷斗争的洗礼，而今的中华文明，正如经过火中涅槃的凤凰，又赢得了崭新的生命。

放眼世界，纵观古今，不少曾经辉煌璀璨的古代文明都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了，何以唯独中华文明能代代相继，泽被八方，深深地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呢？原因固然有种种，但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华大地有着极不平凡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它的传统道德。

要论中国的传统道德，就必须了解儒家思想，因为它是滋养中华传统道德的源泉。

下面先简略地介绍一下个人对儒学的一点肤浅认识，而后侧重谈谈儒家思想滋养中华传统道德的一孔之见。

一、儒学守常因变，博大精深

儒学始创于孔子，成熟于西汉。其思想体系，以守常因变而发展壮大，因博大精深而影响深远。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说：“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应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这话言简意赅，可说是对儒家思想最精当的评说了。

何谓“守常”？常者，恒也，久也；守常就是固守常法，持久不变。儒学的守常有四点体现：一是宗师孔子，视其言行为最高准则；二是以“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书》、《易》、《礼》、《春秋》）为经典；三是提倡仁义，以之为行为准则；四是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伦常关系。

什么叫“因变”？“因”的本义为“相依就”，“因变”就是依就时代变化之需而演变，即范文澜先生所说的应时演绎。

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只构建起了一个框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为适应社会的需要，儒者们对它不断地进行改造。战国时的孟子、荀子，西汉董仲舒，唐代韩愈，宋代的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明代的王守仁等等，都应时之需而为儒学注入了大量的东西。试以儒家“仁政”为例。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治国方略，认为治理民众要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教来统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种主张称为“礼治”或“德治”。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引入国家学说，便将孔子的“德治”演绎成了“仁政”。其具体方案是：制民之产，分给农民固定的土地；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严刑峻法；主张平均赋税，关市饥而不征；主张推恩四海，让人心悦诚服，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儒家宗法一体化思想的实现，更是经过了若干代儒者的努力才完成的。从孔子到孟子、荀子，从春秋到汉初，儒家代代都一直在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而奋斗，可都未能实现。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应时之需借重皇权的干预，才最终使儒家的一统化主张如愿以偿，政治、经济、思想大一统才真正成为现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儒家思想之所以博大，就在于它的能“纳”与“有容”。孔子自身就是一个“有容”能“纳”的典范。他师承天下，不问贵贱贤愚少长，唯以“道”为师，他坦率地告诉人们：“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唐代韩愈曾对至圣先师作过总结，他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皆不及孔子。”正因为“有容”，孔子才得以在文学、美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正因为能“纳”，孔子才有可能将我国古代各种学术观点发展成为理论体系，成为对古今中外有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思想家。

儒家思想之所以博大精深，还不仅仅因为它的创始者是“至圣”、“亚圣”，更重要的还在于历代贤儒能勇“纳百川”。

儒学体系在伦理行为结构、国家学说等方面相当完善，但在世界观、方法论方面就显得很欠缺，为弥补这一缺陷，董仲舒首先把阴阳家的理论引入儒学，用以解释同一体系中的对立物，承认矛盾，把对立的东西看成是事物的阴阳两个面，从此阴阳家的哲学思想被儒家吸收，成为儒学的重要思想方法。

儒家主张“有为”，道家主张“无为”，信奉儒学的士大夫们在官时持积极有为的态度，一旦官场失意往往退隐，他们的行为客观上已经走上了“无为”。——这样的“无为”可避免无谓的纷争，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佛学是一个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相当深刻的宗教体系，儒家逐渐吸取佛学的哲学思想，经过长期的量的积累，宋明儒者将儒佛道融合起来，终于完成了把儒家思想奠定在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任务。

就整体而言，儒家思想虽然有其不可讳言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它统治中国学术思想两千多年，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方面，在民族文化的承传与发展方面，都功不可磨；它在中华民族性格、传统道德的形成上，更是打上了极其深刻的烙印。

二、仁爱为本，源远流长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高原则。

所谓道德，从人格角度讲，指的是做人的规矩，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从伦理角度讲，指的是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解决的是怎样做人的问题。

中国乃礼仪之邦，自古崇尚美德。“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礼记·大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无不把修身养德作为立身之本，仲尼之徒也始终坚持“德行”第一。

在做人方面，儒家强调“养其身以有为也”（《礼记·儒行》），明白昭示人们，做人首先要修身据德以期有所作为。而这“德”，主要是指“自强不息”的美德。儒家经典《易传·象上》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体运行强劲有力，永不停息；有道德修养的人应效法天道，顽强进取，永不停止。

孔子自身就是个自强不息的楷模。他三岁丧父，与母贫苦相依，硬是靠着执著的追求，顽强的奋斗，而至品学超群，名望天下。他为了实现自己“德治”的主张，“孔席不暇暖”，长年奔波，游说列国。虽屡遭挫折，从不消沉。周游回国已经68岁了，“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全身心地投入著述与教育之中。整理“六经”，编著《春秋》；弟子三千，七十二贤；怀瑾握瑜，成就卓然，终于成为万世景仰的至圣先师。

两千多年来，宗师孔子，以孔子人格为标准而修身有为、自强不息的优秀人物层出不穷：越王勾践、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岳飞、戚继光、史可法、林则徐，王充、顾炎武，张骞、苏武、郑和，屈原、司马迁、“李杜”、“苏辛”、关汉卿，蔡伦、张衡、祖冲之、李时珍，……政治家、军事家、民族英雄、思想家、外交家、文艺家、科学家，世世代代精英辈出，数不胜数。——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自强不息的人品道德，到战国时代已发展成为一种生命不息拼搏不止、努力向上、顽强进取的精神。这种精神经久不衰，不断发扬光大，凝结成为中华文明永不停息的命脉，不断发展的动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力量源泉。

在如何做人方面，儒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孔子认为做人首先要植根于爱。有爱，才能使人们和谐相处。

“仁者爱人”，“仁”的施行是从近亲开始的。首先是爱父母、兄长。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做“悌”。《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儒家把“孝、悌”作为道德的根本准则。

“孝”的基本内涵是指使父母得到尊敬，老有所养。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行孝道，首先是要能使父母因子女造福于社会而得到世人的尊敬；其次是不辱没父母名声；最低也要作到能奉养父母。在处理父子关系上，儒家提出“父慈子孝”、“父父、子子”的行为准则，要求作父亲的要爱护儿子，作出表率，像个做父亲的样子；儿子应听从教诲，尽孝道，要像个做儿子的人。

“悌”的本义是敬爱兄长。兄弟双方的基本道德规范是兄友（友爱、谦让），弟悌。“入则孝，出则悌”，是爱父母兄长的延伸与扩展，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渊源所在。

孟子发展孔子思想，将“爱”向纵深推广，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爱父母兄弟，推广到爱人民，再从爱人推广到爱事物。

从仁爱出发，中华民族形成了“父慈子孝”、“尊师爱生”、“尊老爱幼”、“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交友相益”、“宽恕待人”、“人和为贵”、“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等道德传统。

儒家认为“仁爱”与“礼”密不可分。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说的“礼”，主要指“周礼”，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二是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类似后世的政策法令）。“克己复礼”就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自觉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对“君君、臣臣”的具体表述。其基本准则是君王应礼贤臣下，臣下要忠于君王。（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人总把忠君爱国视为一体，认为忠君即爱国。）

什么叫“忠”？“尽己之为忠”（《论语集注》卷二）。所谓“尽己”就是竭诚待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平时，只要事关国家利益的事，“知无不为”；非常时期，“临患不忘国”。“忠”被儒家看成是人们处世最根本的道德要求，由此演绎而形成了“忠于祖国”、“忠于职守”、“忠于人民”、“忠于朋友”等传统美德。

西汉时，宗法一统化思想成为现实后，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

“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君、为父、为人夫者，必须给臣下、子女、妻子作出表率；为臣、为子、作妻子的，对君、对父、对丈夫则须顺从。用这，来协调人际关系。

“五常”，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原则。

“仁”与“礼”，前文业已论及。什么是“义”呢？思想行为符合道德标准就叫“义”。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原道》）“宜”就是合理、应该的意思。据“仁”依“礼”，应该怎么作就怎么作，就是义。孟子把“义”作为做人的行为准则，说：“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

“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在人类社会中，义与利总是连在一起的。如何处理义利关系呢？儒家一贯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认为“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而取为己有便是不义。

认识和处理义利关系，从古到今都是人类道德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虽说是“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但自古有德之士，必“义然后取”；若是“非其义也”，他们必然“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不合道义的，哪怕是一丁点儿东西也不会给予别人，更不会向别人索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与不取，以道义为准绳；君子有所为，也有所不为，为与不为都以“义”为转移，只要是合乎道义的事，他们便会义不容辞地去做，那怕需要大义灭亲，或是舍生取义，都将义无反顾。

利，有公利与私利之别。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儒家倡导“以公利胜私欲”,这种以公克私的美德，渐次发展而成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天下为公”、“公忠为国”等传统道德和以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民族生生不已的根源。

“仁义礼智信”中的“智”又是什么呢？智的概念发端于孟子，他说：“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可见，“智”就是明断是非的能力。董仲舒进一步将“智”与“仁”联结起来，说：“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他认为“智”与“仁”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仁爱之心而不能明辨是非，就分辨不出哪是该爱的对象；能辨是非而无仁爱之心，那么即使知道什么是善事也不会去做。

“智”的道德要求，经长期锤炼便铸成了中华民族远见卓识、通达事理，惩恶扬善、爱憎分明，闻过则喜、知错必改等一系列美德。

最后，谈谈“信”的道德原则。“信”，指的是诚实不欺，讲求信用的道德规范。儒家提倡治理国家，要“敬事而信”，当政者应尽心于国事，取信于民，政令不可朝令夕改。“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如果老百姓对当政者不信任，这个政府就立不住脚。不仅当政者应重信用，所有的人都要“谨而信”，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并诚实守信。儒家认为“守信”是人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孔子慨叹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它的大意就是：人无信不能立身行事，就像车子无輗无軏就不能行走一样，二者的道理是相同的。

“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许诺的事情一定付诸行动，说到做到。这种美德理当世代承传。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围绕传统道德承传主线谈了些个人浅见。论述儒家思想与传统道德关系，侧重的是正面，极少涉及负面效应。窃以为，我们需要弘扬的是优良的道德传统，对“儒效”的负面，一般人没有必要去深究它；对糟粕，重要的是剔除。

三、弘扬优良传统，创建先进的精神文明

当今之世，有部分人由于受知识的局限，加之又曾经受过“史无前例”时期的不良影响，对儒家思想，对传统道德都缺乏应有的了解。要弘扬中华的传统道德，就得客观地对儒家思想有个基本的认识。

儒家思想，不等于就是孔孟思想，因为儒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为应时之需，汲取了百家乃至域外的不少东西。儒学博大精深，其中不乏精华。我们应把儒学中的精华视作中华文明的晶体，其中也含有“洋为中用”的成果。

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影响，无庸置疑，的确是极为深刻的。虽然在许多方面它都产生过负面影响，但我认为它对传统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正面效应还是主要的。我们国家，自古便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对这，儒家可谓功在社稷。中华民族在儒家思想滋养下而形成的为人之道，诸如：崇尚美德，律己修身以追求完美人格；百折不挠，锐意进取，自强不息；重视一统化，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以公克私，公忠为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仁爱为本，推恩四海；明辨是非，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诚实守信，以义制利；人和为贵，宽以待人；等等美德，都具有永恒价值，都是值得弘扬的优良传统。

“树发千枝根共本”，中华传统道德表征虽呈总总，但究其根本，其轴心则是：“修身有为，自强不息，仁爱为本，造福社会。”而这，理当成为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顷于报端见有中央领导为《中国传统道德》题词：“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这，代表着时代的呼声。本文引以作结。

（本文原标题为《儒家思想与中华传统道德》2000年6月，初刊于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育文选》第一卷。2005年4月，稍作修改。2021年8月重刊于《志慧中国》杂志社主编的《共和国新时代的追梦人》)

作者简介：

孙传松，字恒苍，号临峰愚叟；重庆江津三线战士、杏坛底层一介布衣。

 

 

简介两条相关资料

一、世界文明古国出现过的历史断层

古埃及:公元前6世纪（前525年）埃及被亚洲的新兴国家波斯灭亡。

公元前4世纪（前330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打败波斯人，埃及文化开始希腊化。

公元前1世纪（前30年）埃及又被罗马执政官屋大维吞并，进而罗马化。

从此，曾经令人叹为观止的埃及文明，只剩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古印度：公元前15世纪，印度被来自西北的雅利安人（白种人）征服，建立了白种人当政的孔雀王朝。

古巴比伦：在汉莫拉比死后不久，古巴比伦被入侵外族（苏美尔人）灭掉了。

古希腊罗马：公元前334年希腊被入侵的马其顿王国控制；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公元476年被入侵的日尔曼人灭亡。由于公元前后的内乱外侵，古希腊罗马文化产生断层，以至文艺复兴的巨匠们，不得不到阿拉伯人那里去寻根，演出了一幕文化“逆输入”的活剧。

二、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贡献

春秋时代

《甘石星经》　甘德、石申合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孙子兵法》　孙武著。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至今仍被世界各界——特别是军界奉为至宝。

秦汉时期

西汉时期发明了造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

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欧洲的同类仪器早1700年。

西汉成书的《九章算术》中关于负数的概念、正负数加减运算、联立方程组的觧法等，在世界上都是最早的。

三国两晋

南朝祖冲之，将圆周率的数字推算到小数点后第七位，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隋唐时代

唐玄宗时的僧一行，是第一个测算出地球子午线长度的人。他编制了一本书名叫《大衍历》。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人编写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发的药典，比欧洲同类医书早800多年。

宋元时期

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刷术，比欧洲早400多年。

由战国时的“司南”发展而成的指南针，北宋时已用于航海业。

元代戏剧家关汉卿，闻名于世比沙士比亚早300多年。

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指南针】

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代），称司南。

由战国时的“司南”发展而成的指南针，北宋时已用于航海业。

南宋时（1127－1279），指南针经波斯和阿拉伯传入欧洲，为环球航行和地理大发现（发现新大陆）创备了条件。

15世纪以后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序幕，因此，发现美洲和绕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的航线，被西方学者评价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7年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非洲好望角到达东印度；1519年，麦哲伦从葡萄牙出发，经美洲、亚洲、非洲回到欧洲，环球航行。）

【造纸术】

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劳动人民便发明了絮纸，东汉蔡伦又发明了新的造纸法。后来西传。1150年西班牙建立了欧洲第一家造纸厂。

西方史学家赞誉说：“世界受蔡侯的恩惠要比许多更知名的人的恩惠更大。”

【印刷术】

印刷术被称为“文明之母”。

公元7世纪初，中国劳动人民发明了雕版印刷，11世纪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14世纪西传，为当时西方的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思想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作用。

【火药】

中国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发现了硝和硫磺，中国炼丹家发明了火药。唐代末期，火药已经作为武器用于战争。

14世纪，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如果你想知道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得先把眼睛转向东方，那是一切艺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应该归于它。”

马克思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